东北抗联征战实录(45)_全勇

四五

　　这小子说的五炮，名叫宋喜斌，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是于四炮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被于四炮委任为查巴溪、南岔一带哨卡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也是伪山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五炮在这个时候来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戴、李三人一碰头，立即定下了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队不再强调隐蔽行动，而是让赶爬犁的老板儿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个战士押着黄毛、丁山坐在第一个爬犁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告诉他说：“呆会儿如果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给“撑腰”，黄毛岂能有办不到的事。

　　工夫不大，五炮就到了。

　　在双方相距200多米远时，五炮的爬犁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听对方喊道：“什么人？”随后便听见一阵喊里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的声音，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什么的？”

　　“是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一边说着一边收起枪赶着爬犁走了过来。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这边爬犁上的战士也把枪给他支上了。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一下子被弄糊涂了，既没有动也没举手。这时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

　　直到这时，五炮才明白过来。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知道只有交枪了。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枪后，发现没有人来搜他的腰包，也没有受到什么侮辱，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顿时大为感动，再一听张寿篯和他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道理也觉得在理。所以当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警察营地的枪时，他便满口答应了下来。由于他本人就是那里的头头，所以那里的敌人也在天亮时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准备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争取在明天晚上9点前到达老钱柜，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凌晨3点，队伍准时出发了。当天晚上8点多钟时，他们便赶到了老钱柜。由于有五炮带路，于四炮在那里苦心经营的营垒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掉了。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住的那座房子了。在解决这座房子里的鬼子的时候，李风林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勇敢。

　　他巧妙地绕过了那间房子外面的哨兵，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森山的面前。此时森山正在抽大烟。李风林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手枪，立即飞步上炕夺枪。森山急忙蹿起身来，将他拦腰抱住。但他哪里能抱得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这个小日本便从炕上落到了地上正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果然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是不少。打开这个“钱柜”的飞将军们从那里得到长短枪械100多支，子弹30多万发，大烟土100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100多个“活物”和7个日本“死倒”了。

　　§39　林海学府

　　当赵尚志听到6军的部队已经按照他的命令打下了老钱柜的报告后，这位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总司令，立即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

　　从政治军事学校的领导人事安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地位还是很高的。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任教育长（后为侯启刚），张文廉任秘书长。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抗联各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

　　政军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原来伐木工人们住的工棚里。这间大工棚是东北林区常见的那种木刻楞房子，呈南北走向，里面有东西两铺通房的大火炕，南北两头开门。屋子很大，里面能住一百多人。整个政军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这一座大屋子里，上课的时候大家就坐在火炕上，讲桌在南头，桌后有一把椅子，那是教员的位置。最初挂在墙上的那块黑板，其实那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一块“白板”，教员手中的“粉笔”是学员们自己烧出来的木炭，学员们手里的笔记本则是被订在一起的桦树皮。

　　在屋子的北头，大家用木板隔出了一间装粮食和做饭用的粮仓和厨房。在屋子的南头，也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里边有一个能住十多个人的小火炕，这就是教员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整座房子最好的位置——朝阳的南头给教员们营造了如此“优越”的公办和住宿环境，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时抗联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政治和军事是政军学校的两门主要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学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通过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为什么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学员的革命斗争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通过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坚定学员们对抗日必胜的信心。此外，他们还经常学习巴黎《救国时报》（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居然能够经常读到国外出的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内游击战争的活动材料和消息，以及莫斯科印的中国书籍和《共产国际》等刊物。

　　军事课则主要是结合东北抗日战场的实际，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同时，校领导们还鼓励学员把眼光放得更远。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在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说：“现在我们打游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万乃至十几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政军学校的教材都是教官们根据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接受能力自己编写的。

　　学校的教学活动安排得很紧。白天，由教育长和教官们轮流给学员上课；晚上学员们就坐在大炕上分组进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说来也是不落后的。

　　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的讲台上讲的人都是从抗联部队中抽调来的很有一些本事的人。

　　军事教员王玉升，就是一个被学员评价为“很好的军事教官”。王玉升原本是抗联第3军第3师的师长，也是原先珠河反日游击队的一名“种子队员”（游击队有11个人时就有他一个），是一个为了打日本可以自己什么都不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每次作战时，他都身先士卒，为人也十分豪爽、大度，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有一次打仗时，他的手被打伤了，落了个终生残疾，也得了个“王坏手”的外号。其实“王坏手”最大的毛病不在他的那只坏手上，而是他那爱喝酒的坏习惯。有一次他喝多了，大白天站在那里往天上放枪。治军极严的赵尚志知道这事后，立即下令撤了他的师长职务，把他调到了政军学校来当教员。

　　那年月，在抗联里当师长和当教员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王玉升丢了师长职务当了教员后，干得仍然挺来劲。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来带领学员出操。他讲话声音宏亮，越说越有劲儿，经常结合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后来抗联第3军许多他经历的战斗实例，总结经验教训，军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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