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21)_全勇

二一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勋最先受到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

　　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争取了过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中，把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

　　一切都在计划进行着，到6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60元（韩勇义卖掉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6月24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6月28日晚上开始行动。

　　6月28日晚9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3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6月29日上午7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行追捕。经过调查6月28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

　　6月30日早5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曼（如果再向前走20里路就到了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8月1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19　借鸡生蛋

　　1931年11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第13旅63团3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3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3营，故人称“老三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13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恰，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500多人离开了那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7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1932年2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3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

　　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说：“五十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

　　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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