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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1943年夏季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和虫灾,这次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整个冀南地区和太行区,以及太岳区的大部和冀鲁豫区的一部。虫灾到来时,方圆几十里的庄稼,蝗虫一起一落之间,被吞食得一干二净。

  129师的敌人不仅有日本鬼子,还有和鬼子一样厉害的“蝗虫大军”。刘伯承说:“看来,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敌人作战,而且还要率领部队同自然灾害、同蝗虫作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的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身受的困难,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吗?”

  在艰苦的生活中,机关的干部常对刘伯承说:“你是一师之长,你要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你应该吃好点儿,加强点营养吧,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刘伯承却笑着回答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更大了。你别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天晓得换了几次,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后来到了苏区,哪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就满不错嘛。我还是不能搞一点特殊化。”

  §“观战团”的覆灭

  1943年秋,继春、夏季“扫荡”之后,日军采用“铁滚式”新战法又发动了以太岳为重点的秋季大“扫荡”。

  早在1943年初,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要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但是,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要想尽办法熬过这两年。

  1943年,虽已离抗战胜利的黎明不远,但仍是根据地军民的困难时期。这一年,日军上半年组织了春、夏季“扫荡”,下半年又再次发动了秋、冬季“扫荡”。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理论,蒋介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还要把它体现在行动上。因此,1943年夏季,从日本鬼于的“扫荡”中悟出了一些门道的蒋介石,也企图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首脑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王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卒领大岳二分区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去完成保卫党中央的新的使命的。王近山这时己是386旅旅长。

  1943年10月22日,王近山带领部队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22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宿营。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到,群众就开始站岗放哨、封锁消息、烧水做饭。

  在同地下工作者的接触中,一个消息引起了王近山极大的注意。地方党的同志介绍说:最近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敌人,下午又满载从抗日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地方党的同志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最近敌机动兵力正在根据地腹地“扫荡”,这里根本没有大的兵力可贤调动,正是打击敌人千载难逢的良机。

  针对这一情况,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韩略村伏击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后,即奔赴延安。下定决心后,王近山丝毫不敢大意,带领团、营干部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敌情。

  当地的敌人是参加“扫荡”大岳根据地的日军一部。10月初,日军集中了驻山西第1军的第36师团、第62师团和第69师团,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其时,“扫荡”的日军正好推进至临屯公路的两侧,撞到了王近山的枪口上。

  韩略村位于临汾东北、洪洞东南地区,距离日军“扫荡”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临汾只有50多里地,是临屯公路上的一个据点。临屯公路恰好从韩略村中间通过,村西南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旁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

  这一仗最能体现王近山敢打敢胜、胆大心细的性格。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不少不利因素:韩略村离敌人县城很近,就在敌人据点的限皮底下,如果不能速决,或走漏消息,则敌人就会迅速赶至韩略村,这样的话16团不仅无便宜可捡,而且还要面临极大的危险。

  但王近山就是这样,即使困难再多,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经过认真的研究、演练,王近山部署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经4、5小时的耐心等待后,鬼子的汽车终于来了。

  日军共来了13辆汽车,有3辆还是小汽车。进入伏击圈后,车上的日军还在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伏的迹象。

  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设伏部队同时开火,猛烈的枪弹立时将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战斗中,这股日军出奇地顽强,有的跳下车来,端着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有的依托汽车向公路两旁射击。有十几个敌人辽迅速聚集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设伏的重机枪阵地反击。

  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120多名日军,只有3人钻窑洞逃脱了性命。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上得知,这次被歼灭的敌人,原来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来大岳参观“车轮式扫荡”的一个“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6中队和其他部队的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6名,其余的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从临汾调来500亲人,在6架飞机的支援下,来韩略村追击王近山部。王近山面对急于报复的日军,冷静、沉着地进行了突围部署,他说:“敌人是来报复的,来者不善。我们不必与敌硬拼,要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夜暗,迅速行动,突出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早晨9点,部队无一伤亡的全部突围到达预定汇合地点洞子沟。

  战斗后,王近山兴奋地对战友们讲道:“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

  韩略村战斗后,气急败坏的冈村宁次将一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被打了几个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温村会议”

  经过1941年、1942年两年残酷的斗争,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便扭转被动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了《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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