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81)_刘泰

八一

　　◎第九章　走向胜利

　　※35.希望的曙光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搞过多次精兵简政运动，军队也有“百万大裁军”的历史，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第5个年头的那场自上而下的精兵简政，却不仅仅是提高办事效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进入1942年，特别是在夏季“扫荡”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之中。日军连续发动“扫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仅仅如此，各种自然灾害也蜂涌而至，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几年斗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的领导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

　　百团大战后各个部队减员严重，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战斗部队的缺额却因人员不足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补充人员了，因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很差，已经无力再承担更多人员的生活负担。

　　现象十分明显，一头多一头少。多的不能产生战斗力，少的又不能胜任日益艰苦的斗争要求。

　　结论也十分明显，要削多补少，要削肿治臃。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中共中央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正确与否也无济于事。”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紧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使我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渡过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措施。

　　负责129师精简工作的邓小平讲得更为具体一些：“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在具体实施中，邓小平要求极其严格，将边区地方党、政、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以县一级的编制为例：精简后的大县机关50—60人；中等县40—50人；小县30—40人。而精简前一个县机关有时就有500—600人。

　　规定专署、县、区各级如增加1人都须经“冀太联办”批准；边区、太行区两级增加1人，要经太行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否则，财粮部门丁拨粮食，不给经费。令行禁止，毫不通融。

　　当时不存在干部的终身制，也不存在只上不下的情况，精简后的很多干部，什么去向的都有，年轻力壮的被动员参军，老弱的、家在本地区的被动员回家，家在外地区的安置到农村工作。有的县区干部回到农村后，或去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或在商店、合作社工作。

　　精简后的军政机关，与以往大不一样：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军队供给。精简后的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克服了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写道：“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虽然精兵简政的工作，从1941年就开始抓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正如李达后来回忆的那样，“机关庞大而不适应频繁作战的缺点，仍然存在”。真正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精简，还是1942年5月反“扫荡”之后。这次“扫荡”，八路军总部因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被日军包围。经过苦战，虽摆脱了敌人，但左权却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129师在其后的反“扫荡”作战中，也因后勤梯队庞大，致使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了损失。

　　5月反“扫荡”之后，刘伯承常对师直属队的干部说：“我们的指挥机关还是庞大，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不会军事行动，很不适应打仗。每逢行军作战，我就像背着真空管的收音机去赶场，提心吊胆，老怕碰破。”

　　为改变这种状况，129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合并，侦察与情报合并，宣传与教育合并等等。这样一来，过去领导机关的那种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琐的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生产自救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带给根据地人民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同时带来的还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红军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曾实行过“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政策，这个政策同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样，都体现了他们反人民的一面，和对生存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民军队的无奈。

　　国民党失败了，日本人也同样不会成功。但这一政策，带给根据地人民的苦难却是十分深重的。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光、杀光、抢光。有些东西，既烧不掉，又拿不走，日军就投毒、炸毁，企图使根据地人民饮无水，食无锅，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招，比军事手段更加毒辣。

　　日军的烧杀抢掠，只能激起根据地人民对侵略者的更大愤慨，只能使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根据地军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那时，有的军队干部，每餐只有5根缺盐的萝卜条和填不饱肚子的小米饭。老百姓看着这种情形，十分心疼，将他们仅有的一些柿于皮和玉米馍送给了子弟兵。

　　现在，人们只知道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的故事，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南泥湾”。为了渡过难关，备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129师为此还增设了生产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生产工作。在他们的试验场里，不只是低水平地耕种着土地，他们试种了“金皇后”玉米、西红柿，还繁殖了产蛋多的来享鸡。

　　师直机关的干部、家属也都参加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中来。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所在的生产小组种的一个大萝卜，有6斤重，被邓小平称为“萝卜大王”。开展大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军民厉行节约，从当时的一个口号中就可以看出勤俭与节约被提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口号是“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

　　在纸张的使用上也是如此。刘伯承提出了一种“吝啬”至极的用纸方法：先用铅笔写，然后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两次。

　　当时，师司令部考虑到刘伯承的眼睛不好，曾想给他围大一些的纸，写大一点的字，但被刘伯承拒绝了。他说：“现在号召大家节省，我怎么能特殊呢？何况，我还有个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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