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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有一件事,似乎也值得在这儿一提,那就是当时流行在军中的“马司各特”(Mascot),在我们部队里逐渐出现了。“马司各特”就是守护神,通常是布制的小型洋娃娃,兵士们喜欢把它系在腰带上,也有把从什么神社要来的“护符”一起系带的。一时流风所及,几乎成了每个军人所必备的东西,甚且有的在腰系上三只五只之多的,车辆或飞机等的驾驶台上也都定可看见若干只。

  记得战争初期,盛行所谓“千人针”,多数是女眷们为了自己的亲人出征,而拿一块布,到街头去逢人便请缝一针,打一个结,必须经过一千个人的手才算完成。这也就是出征军人最珍视的“护身吉物”了。也许是为了这“千人针”费时费力,不容易制成的缘故吧,战争末期便由“马司各特”取代了。

  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先亮出这种玩意的,在这数天的雨天中,它迅速地增加,不少人都以此炫耀同伴,好像有这东西,就表示已有了女友,大可傲视侪辈似地。广谷也是这期间有了,当然那是他那新近才开始跟他通信的女友亲手缝制邮寄给他的。信件的交流逐渐频繁,一定也是促成它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还流行了一件东西:日本刀。我还记得很清楚,刚到大甲时,有这东西的就只有原干夫小队长一个。每当出营门,他一定在腰间佩带着它,而他又有一身与大家颇为不同的“国防色”衣裤——那与大伙儿的襦袢裤子比较起来,自然要神气多多了;加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皮裹腿,打扮起来,真可说得上威仪堂堂,不可一世。

  部队中流传一个笑话,据说有一次原小队长带兵走在街上,碰上了另一小队由一个也是佩大刀的军曹率领的正规军。由于原小队长没有缀阶级章,那位军曹认为是“将校”(日语,军官一律称为将校),竟然下令“正步走”,向原来个“头——右!”的大礼。原只是个二等兵,可是他居然不慌不忙,大模大样地接受了敬礼还不算,更向那位军曹连说几声“辛苦”,表示嘉许。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故事触动了那些二等兵小队长们的好奇心,鬼藤和野村两个也弄来了那种大刀了。据消息灵通的广谷说,那大刀其实是假冒的日本刀,是在镇尾的一家打菜刀、柴刀、犁耙头的打铁店里订制的。接着,分队长们也群起效尤了,人人手里一把,像煞有介事地握着它,彷佛都自以为成了个古代武士的模样。我也几次看见他们在捆着几只径大约十公分的竹筒,外面裹上一层稻草(日人惯用的试刀物),摆起架势,呼啸着砍、劈。砍不断,就埋怨刀子打得不快。看着他们那股劲,确也很叫人看了开心。

  这一类琐屑的事,数说起来可真没个完了,这儿就打住,可是另外还有必须一提的事,似乎得把它叙述出来。

  下雨后的第五天。这天刚好碰上礼拜。校内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习闻的小学生们的嘈杂声。我们的军营生活是没有礼拜的(只有六天一次的半休),报纸也只有本部里有一份,不容易看到,并且也似乎不再有人关心世界大事——事实是报上的报导多半千篇一律,不是说击沉击毁了几艘什么舰,几架飞机,便是在支那大陆上又攻占了什么名城大邑,俘虏了几千支那军;大家早已不再对它感觉新奇——因此连这一天是几号,也往往弄不正确。这天也还是饭后过了许久,不见一个小学生上学,打听之下方才明白了是礼拜天的。

  礼拜天?——当我明白了这个事实时,也不晓得是个怎么样的心理作用,忽然“弹琴”这两字闪现在脑子里。今天,不会上课,钢琴一定是空着的,我是不是可以到那间教室里弹弹钢琴?“……那对你和我,都是个调剂……”这是陈英杰说的话。我很明白他说这话时的心情,唯有他最懂得我的为人,我的感情较为脆弱,陈说的虽然是平平常常的一个词——调剂,但对我来说,是有着深一层意义在内的。

  接着,我又想起了青山隆助先生和他告诉我的话。直觉告诉我,他是个亲切和蔼的内地人,看他那眼镜背后的深陷的眼,嘴巴四周已长得好长的疏疏落落的胡子,瘦弱的面颊和身材,使我先就有一种怜悯的感觉。“……只要不在上课,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弹……乐谱,我还有一些……”还有一连串的不要客气……想到此,我陡地记起手头连一本乐谱都没有,怎么能够弹呢?真该那时就厚着脸皮跟他借一些的。

  想到有关音乐的事,我禁不住有些感慨起来。有生以来的十九年多之间,我唯一自以为稍有与常人不同的天赋的,就是音乐。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名之为天才,不过我确实晓得,像我这种对“音”的感觉灵敏的人,我是从来也没碰见过的。大概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的事吧,有一次,我用一分钱抽糖果,竟抽到了一只小型口琴。我真是无师自通,不多久之后,老师所教的歌,我都能够吹奏出来。那时老师还未教唱音名,可是一旦我学会唱那只歌以后,我就自自然然地能够用音名唱出来,因而吹奏口琴这种简单乐器,在我确乎是一点也不觉困难的。

  到了国民学校高年级时,我的这种对“音”的敏锐感觉益形发达,从未听到过的歌,我也能够一面听一面记下简谱,丝毫不差。如今想起来,我的这种不寻常的天赋是值得培育起来的,可惜国民学校时,没有一位老师发现到它。更可惜的是当我进了中学后,这种天分不独没有得到发展的环境,而且还竟遭到扼杀的命运。

  我读的那所中学是私立中学,战前还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战争开始后,洋人都回国去了,“政府”便接收了下来,锐意改革,扫净了所有宗教色彩与洋人味道,成为一所纯粹日本式的私立中学。我进了这所中学时,也就是她完成了改革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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