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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十几岁的他，就试着作曲了，当然是些不成熟的作品，但母亲鼓励他，帮助他，在那两间简陋的小屋子里，母子两人不知共享了多少音乐给他们的快乐。十四岁那年，母亲突然抛下他去了，临终之前，叫他：“别放弃，永远朝那方向走。” 　　多年以来，他一直朝那个方向走。为了捕捉这个理想，他放弃了致富的机会，他被情人抛弃，他过着几近衣食不保的生活，但他从没后悔过、动摇过，因为他坚信自己会成功。他不敢说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唤起这个古老渊博的民族埋藏了那么久的声音，但他至少要做一个播种人，他相信母亲的话：撒下种子，才会开出花来。他只想去做，并不急切的等着成果，然而成果是一定会有的。这个想头是他个人的秘密，有时候别人会问他：“江啸风，像你这样有才气的人，为甚么要弄中国的民歌？不在西方歌曲和交响乐上下功夫？你有资格和西方音乐家一争长短。你要出名，非弄西方音乐不可，弄中国音乐是弄不出甚么名堂来的，中国音乐水平太差了，可以说根本没有自己的音乐。你走这条路，岂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太不上算了。” 　　这样的话，不单引不起他的共鸣，反而会使他难过。他也并不想坦白的说：“我从来没想过出不出名的问题。”如果这样说，人家会以为他故作清高。说漂亮话，没人会相信。他一向的想法是：认为那目标对，就勇往直前，不必计较别人的看法。顶多有时他会轻描淡写的说：“西方音乐再好，也不属于我们。如果我们的音乐水平太差，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音乐，是个‘无声的民族’，我们就更该多下点功夫，创造自己的音乐。”人家听了常会笑他：“大江，你这个理想派。”、“大江，你这个傻瓜。”他并不在乎人们的看法，只一直默默的朝那个方向努力。 　　月亮似乎又高了一些，弯弯的，亮得透明，江啸风觉得那光芒正照射着他的心，使他无法隐藏那里面的激动。他有些兴奋，也有些颓丧，感情的最细微之处，彷佛被通上了电，震颤着，再也无法平静了。他的思想中，已经多次出现过那个美丽的影子，那个叫余织云的女同学。她看来多清新、多洁白，尤其是那双微微上吊，又黑又亮的眸子，像两颗光明的星，一下子就射入了他的灵魂。那天，她包了那么大的一条围巾，只露出脸庞，她的皮肤太白，眉毛和眼睛又格外黑，竟使他直觉的以为她是日本人。 　　因为他见过的中国女孩子还没有这样白净细嫩的。一个日本人，又打断了他的工作情绪，他怎么会不生气呢？幼年时代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父亲的惨死在日本人手中，都使他对日本人的怨恨无从消失，所以就那么直接了当的训了她两句。他怎么会料到，原来她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胞。她看来好优雅灵慧，那种神韵，只有脑子里有思想的女孩子才会有。她又那么诚挚大度，已经原谅了他那天的无礼。 　　在先前的集会上，他们谈得多好，她的话多有深度、有见解，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只关心自己和周围的小环境，她注意到广大的社会、身外的世界，她说话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富有磁性，直到现在，她的一颦一笑，还那么生动的留在他的印象中。 　　但江啸风很快的就责备起自己来，和一个这样娇贵的、穿着值钱皮大衣的小姐谈情说爱的事，似乎并不适合他。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孩子，又是留学生，“知识嫁妆”太丰富了，她所要的是另外的目标，像何绍祥那样的角色。她不是已经坐着何绍祥的车子走了吗？他为突然冒出来那句要送她回去的话而后悔，觉得自己像个无聊之徒。何绍祥有名有地位，有金钱和汽车，他全没有，但他绝不为此自卑或气馁，他也不是没有勇气去爱。只是，像他这样的角色——要为祖国创造自己的声音，一心一意非回国不可的人，会使她们一听就吓退了。他不是没经验，那时候和魏葳在维也纳，两人也曾投契过，也认真的相爱过，可是结果如何？她还不是离开了他，嫁了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丈夫。对今天的女孩子来说，像他这样一个人，简直是胸无大志得到了可怕的程度。难道余织云会例外吗？如果她也是“二十世纪眼睛雪亮的女孩子”的话，又何必去惹那烦恼呢？ 　　他心里明白得很，当今的中国女孩子，多半是温室里的花朵，而他，绝不是供养花朵的温室。她们要的，他永远不会给，也不屑于去追求，他更不能为任何人改变自己既定的目标。余织云是可爱的，可爱到足以使他全心震动，但无论怎么说，她也是属于娇花中的一朵，这从她的外型上就能判断出。她不适合他。 　　这些思想使江啸风有些忧郁，越发的体会到自身的孤单，他把额前“荡浪”着的那绺头发朝后抿了抿，狠劲一发就打住了汹涌的思潮。 　　江啸风的住处在车站后面过去一条街，是下阶层活动的地区，平常人声吵杂，车如流水，街道两边尽是便宜的小饭馆，几家低级声色场合的橱窗里，整天用旋转器映着裸体女人的幻灯片。一些相貌粗鄙的男人，常常就像苍蝇似的围在那里，兴味无穷的看。现在，车浪人潮全退去了，只有那几家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招牌还亮着，笑声从里面隐约传出。江啸风不自觉的蹙蹙眉，他觉得大多数的人，并不珍惜这来到世界上走一趟的旅程，白白的把生命浪费了…… 　　“你好啊！中国先生。”声音很嗲也很沙哑。 　　江啸风抬起他正在沉思的头，看到那家每天必经过的黄色咖啡馆门口，又站着那个浓妆艳抹的吧女。她一手夹着香烟，另只手叉着腰，正堆了一脸疲倦的笑容望着他。这女人他常遇到，每次她都咧着被烟熏黄的牙齿对他笑，叫他“中国先生”。他也从不做出清高得让她足以自惭形秽的样子，总回她一句：“我很好，谢谢你。”但他心里也在提防着，就怕那吧女再进一步来跟他胡缠。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星期都遇到她，她一直只说：“你好，中国先生。”并没有任何其它的举动。今天他还是回答那句老话：“我很好，谢谢你。” 　　江啸风从来没仔细看过那吧女的脸，唯一的印象是她的牙齿很黄，年龄已经不小。现在走个正对面，他就不经意的看了她一眼。咖啡馆门上的电灯正照在那张抹得红红白白的面孔上，这使她挂在下眼皮底下两个黑黑的眼袋，便毫不隐藏的现出来，越发地显出她整个人的松弛苍老。他觉得这吧女的样子并不淫邪，奇怪她为甚么要选上这门职业？像西德这样富足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地方，也有操这种贱业的女人，不能说不是一项大讽刺！ 　　出国之前，他曾像很多富于幻想的人一样，以为西方国家科学发达，社会文明，一切都是十全十美。对于自己国家的一些缺点就痛心疾首，不能原谅。在念师范的时代，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偷案抢案、风化案，他都会气愤填膺，认为是社会的污点。有次和几个同学到中山北路，看到那些挂着英文招牌的酒吧，他回来难过得半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匆匆的写了一篇骂人的文章投到报社去，但两个星期之后他的“大作”被退了回来，这就使他原已填满了悲愤的心更加失望，而动摇了他要创作“我们的歌”的决心。他曾怀疑，社会给他的究竟有多少？是否值得他倾着整个生命去为她努力？出国之后，他才算真正看清了，原来任何健全的社会都有它不同的黑暗面。相比起来，他所来自的地方该是最完善的，那些他已往无法忍受的黑暗，不过是一块美玉上小小的瑕疵。这个发现使他非常自责，感到自己曾像一个嫌弃母亲的不肖儿子。而离得越远，看得越多，对于那属于自己的地方，爱得也越多。 　　从尽头处转过去，是条荒僻的大街，在一个“汽车公墓”和一个营造厂之间，立着一幢破旧的房子，江啸风就住在那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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