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88)_谭恩美

八八

　　突然，新阿婶又出现在门口。“可不能让你老阿婶知道这东西是我给你的。”她悄悄说了句，又走了。于是我就知道她自己已经偷偷地去看过花生。

　　过了一会儿，老阿婶进门了。“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她说着把一个小包裹放在床上，“这东西我是很久以前从一个朋友那儿借的。我从来没还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你抽得出空，兴许可以带给她。”包裹上的地址跟新阿婶给我的地址一模一样，还有个名字“李小姐”。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老阿婶含着眼泪说，“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回到上海后，过了一个星期才去看花生。但是，我没告诉任何人。我穿着平时的衣服出了门，好像是去菜场买东西，或是去公园散步。我一穿过两条马路，就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点花生的情况，她爱各种各样的舒服享受，只留意漂亮的服装和脸上的粉霜。她总是喜欢赶时髦，可她自己心里又没个辙。所以当汽车越开越远，一直开到城区最糟的地段，你就可以想象出，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我在山阴路下了车，然后不得不从这儿走进小汽车都开不进的狭弄里，那里挤满了自行车、三轮车和手推车。她住在日本区，那儿的建筑七拐八弯，就像一条长龙似的。所有的建筑看上去全差不多，都是带尖顶的两层砖房。这些弄堂里没有人行道，小路上到处是煤灰和痰。

　　你也许会想，既然日本人占领上海那么多年，这儿应该是城里最好的地段。当然有些地段还不错。但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是战前造的，我觉得这儿臭气熏天，垃圾遍地，拥挤不堪。你要是问我的印象，我只能说这儿比华人区只好了一点点。

　　我弄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作家和艺术家都喜欢住这儿。或许他们觉得这儿比较浪漫——要是你没东西吃，可以吃人家的思想。这儿妓女也很多，但档次没南京路上那些住在夜总会里的妓女高。这些女人被称为“路边夫人”。好像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只有三条板凳的饭店，或是一家和门面同样宽的酒店，或是一架陡梯，通向二层楼上的茶室。

　　然后我进了一条满是小摊贩的街上，很多人在卖旧书、旧地图、旧杂志——有历史的、言情的、诗歌的、政治的。

　　“禁书！”一个男子冲我喊道。说着他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哭，一个男的鬼影抓住了她。我没看下去。它们跟我和花生以前在暖房里经常读的故事一模一样。我站在街上回想这些故事，说的都是姑娘不听父母劝告，为爱情而结婚，诸如此类。结局总是悲惨的，用道德说教结束：“不会控制，白白送命！”“坠入私情，坏了名声！”“丢开家庭观念，丢了自己脸面！”我想起那些读后使我哭泣的故事——我总觉得大多数女主角的结局跟我母亲同样悲惨。

　　就在这时候，我明白了，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只不过是故事罢了。像花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曾经为我母亲想象过一个不幸的结局。像花生那样，我曾经被这些悲惨的故事所吓倒。但看看实际发生的情形，它并没有阻止灾难落在我的头上。恰恰相反。于是我就这样想：也许我母亲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或许我也还能找到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老实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总以为接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巧合，还是一个征兆，它说明我终于有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我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一开头我还不认识这个微笑着的男人。“雯妮？”他说，“还记得我吗？”

　　我寻思，这个名字，雯妮，好像很熟悉。你瞧，我还以为他在说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拼命回想着。

　　然后他就说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给你带来的麻烦。”

　　什么？这男人在说些什么呀？

　　然后我认出了他的嗓音，这个华裔美国军人，吉米·路易，就是他给我起名为雯妮的。

　　是的，是的，就是你父亲！就有这么巧，五年后，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在上海一条陌生的街上碰撞在一起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要是我不去看花生，要是我不停下来看一本傻杂志，要是他不是正在找一张报纸——一分钟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擦肩而过。我问你，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好多年以后，我对你父亲说过同样的话，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多幸运啊，命运把我们带到一起。可你父亲并不认为这是命，至少不是中国人的命运观念。

　　“所谓命，”他告诉我，“就是说另外有个人在替你决定你的生活。我们的爱情比这要伟大得多。”这儿他用了一个美国字“命运”①，某种无法避免的东西。

　　【①该词英文原文为“DESTINY”，意为“命运”、“定数”，不同于另一个同义词“FATE”，意为“命运”、“运气”。】

　　不过在我听来命运和命是一回事。他坚持说这是两码事。于是我告诉他，“或许同一样东西，你在用美国方式看，我在用中国方式看。你说，‘瞧，碗里有条漂亮的鱼。’而我则说，‘瞧，漂亮的碗里有条鱼。’用什么词无关紧要。反正是同一只漂亮的碗，同一条漂亮的鱼。”

　　但你父亲仍坚持，一我们俩一见钟情，这就是我们俩的意志合在一起，互相寻找对方的原因。”

　　打那以后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怎么能告诉你父亲，说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会上。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种瞬间产生的感情，又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当然，当我第二次和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对他的爱情很快就产生了。

　　所以或许我们俩都说对了，对我来说是命，对他来说是命运。

　　但后来你父亲做了牧师，他说这是把我们俩带到一起的上帝的旨意。所以现在我无法再解释我们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我只能说，我当时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上，你父亲也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在那儿不期而遇后，就站着说了一会儿客气话。然后吉米·路易——早年我还是连名带姓叫他吉米·路易，像中国人似的——请我到马路对面的茶店里喝点茶，坐下歇会儿。我同意了，但只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没想到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我们坐在一家小小的楼上茶店里，一个我觉得很脏的地方。我看到女招待从一张桌子上拿过几个茶杯，用冷水洗了一下，就上满茶，递给我们了。我不得不用热茶把茶杯泡了两遍。也给吉米的茶杯泡了两下。你瞧，还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担心他的胃了。

　　我们静静地喝了一会儿。然后他向我问起了文福，“他还在用那个犹大的名字吗？”

　　我笑起来了，然后又假装责备他，“你太坏了。我丈夫很生我的气。”

　　“可名字是我给他起的，又不是你。”我不好意思提醒他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事，也没告诉他朋友们怎样取笑文福，说我已经被一个美国人勾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后来我和文福吵架的事，尽管我一想起这件事脸还是气得发红。吉米·路易肯定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因为他马上接着说：“太可怕了，瞧我都干了些什么。真对不起。”

　　“不，不，”我说，“我是在想另外事。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就是没变好。”吉米·路易知道我们不该再谈这个话题了。于是我们就谈起了另外人。我告诉他家国在哈尔滨找到了新工作，胡兰还没有孩子。他告诉我他的大多数空军朋友都被派到北京帮助接收日本人的投降事宜去了。他还在美国新闻处为美国总领事馆提供报刊消息。

　　“这可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呀。”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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