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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第二十章 桌边的四个女儿

  还记得艾德娜·冯吗?她常到我们教堂来,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医生。她在宝宝的订婚晚会上穿了件红衣服。

  海伦说,艾德娜刚刚发现她的一个儿子有精神问题。是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不是海伦的。尽管海伦说她总是替弗兰克担心,前途没有把握。可她一听到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心里就好过多了。说到弗兰克,不是说到艾德娜的儿子,她说,“我至少该高兴,不用为我们家里的人操这份心。”

  我心里想,这不是高兴,这是一个借口!在中国,人们都喜欢用这种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比较?这种思路只会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会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

  我要是在中国这么想,就还会待在那儿。因为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过得比我更糟。

  比方说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乞丐,许多是女的,坐在路边。有些人挂着写有她们遭遇的牌子,像广告似的:这个是被丈夫赶出来的;那个全家在战乱中死光了;这个的丈夫吸上了鸦片,把家产全卖了,连孩子也卖了。

  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可我没有这种出走的希望。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决定的吗?我还是想离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让月亮为我作证,对自己发了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东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岛,看看老阿婶和新阿婶,然后就离开。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

  但我刚想动身,淡若发高烧了,然后又转为黄疽。接着我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我想,这病早在我们离开昆明,与胡兰和家国一路同行的时候就染上了。我知道这个,因为家国来过一封信,提到了他们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职位上取得的成绩。信的末尾,胡兰用孩子气的笔迹写了几个字。她说家国的父母待她很好,她买了张新桌子,漂亮得没法说。最后她说,她身体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国加了句,她人黄得像田里的麦子,瘦得像砍麦子的镰刀。

  所以你瞧,我认为这是胡兰吃了长沙的小河蟹的缘故。我们也是吃了这东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们肚子里,现在终于发作了。

  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

  “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该修修电话了。打仗那会儿,电话不灵了。那会儿你叔叔在厂里,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可就是不通。这会儿你叔叔说,谁要电话呀?我的身体不大好,他是晓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会怎么样?雯雯,不要为我担心,但你要是来这儿,千万跟你叔叔讲,阿姨说得是,该修修电话了。你要问他,哪个要紧,是电话,还是老婆?我说了,身体最要紧。你快来。要是发冷,就吃点热东西,要是发热,就吃点冷东西。什么时候来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得打住,参加缪先生的葬礼去了。问大家好。”

  当我带着淡若终于到达崇明岛的时候,已经过了1946年的新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小时候我的婶婶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们不怎么关心我,她们把我看作是讨厌鬼,一个白吃饭的。我一直以为我对她们也是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我干吗要去?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平底船靠近那个岛屿时,我惊讶地发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冷风吹的。但是我一见到她们——叔叔、老阿婶、新阿婶——在码头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儿!”我才知道不是风吹的。

  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尤其是老阿婶。她已经失去了早年的那种精明干练。连她那双本来乌黑的眼睛也失去了早年的神采。新阿婶头上生出了好些白发,每笑一下脸上就露出深深的皱纹,就像蜘蛛网似的。叔叔好像是在梦游似的,每走一步人家就要提醒他,“当心!走这儿!”

  实际上,我一见到叔叔走路的样子就觉得他和我父亲实在太像了。他们的神志同样恍惚,性格同样懦弱。他们的眼神迟钝,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自己拿不定主意。这使我想到他们俩在这方面总是那么相似。那么多年来,他们只是装出当家的样子,当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大声吼叫,当他们自己害怕的时候就恐吓别人。

  老阿婶在我的脸上摸了又摸,跟我说,“哎!哎!瞧你,又白又瘦!这孩子,不会就是你的儿子吧,已经这么大了?”

  淡若上前一步,把我买的礼物,几克很珍贵的人参送给老阿婶。“给您的。”淡若说。他皱了皱眉头,然后想起他该说的话:“祝您长命百岁。”他又皱了皱眉。“身体永远健康。”他又加了句。他又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说完了吗?”我点点头。

  老阿婶和新阿婶拍拍他的头,笑着说,“你最近的来信中好像没说起他新年才六岁。怎么可能呢?他聪明得很。瞧瞧他的眼睛,跟小功一个样。”

  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流逝使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吃的苦太多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小功和小高在哪儿?”我问道,“他们肯定有——多大了——十五六岁了吧?”

  “一个十九,一个二十!”新阿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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