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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第十八章 美国式舞会

  我没有违背我的诺言。我只收回了一个,那就是做文福的好妻子。这和违背诺言不一样。就好比在曼斯百货公司买了一样东西,然后又退货把钱还回来了。上星期,我给宝宝买了双鞋子作结婚礼物。两天后,我看到同样的鞋子又打了八折,我就把鞋子退回去,把钱要回来,然后又买了那双鞋子,这一次买得更便宜。

  我把那双鞋子退了,没对别人造成损害。我买回来的还是同一双鞋子。瞧,鞋子就在盒子里。式样跟我在战争期间穿过的那双差不多,也是高跟的,只不过跟没那么高,颜色更像红棕色,足趾部位也是楼空的,不过做得不是那么精致。

  我穿了那双鞋,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美国人办的舞会。我穿了那双鞋跳舞,第一次产生了爱情。

  这都是在飞虎队到昆明的时候发生的。当然,那时还不叫飞虎队,大家管他们叫“爱维吉”,就是美国志愿部队AVG的简称,也有人管他们叫飞鲨,因为他们在飞机头上画上了鲨鱼牙齿,样子非常可怕。后来有人误把鲨鱼牙齿当作老虎牙齿,于是飞虎队这个名字就传开来了。这是一种误解。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庆祝美国胜利的舞会。就在要去的那天,胡兰告诉我,有个中国女教师发了疯,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想跟美国空军睡觉,不管谁都行,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一个中国女人公开说这话!”胡兰说,“这是真的。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她就得了这病,然后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自己的丈夫。什么样的病——谁知道啊?但她现在对性特别来劲,老是不停地谈这个问题。她年纪不轻了,大概已经有三十了吧,人也长得不漂亮。”

  胡兰说舞会定在美国俱乐部举行,这个疯女人也要去。美国人邀请中国飞行员参加,也可以带夫人和女友去。我们当然要去!舞会上还有音乐——留声机和唱片——,还有许多好吃的,以及尝起来像苏打水的威士忌潘趣酒,让大家跳得更疯些。

  我记得舞会那一天,正好是1941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日本飞机又一次来昆明投弹后的第四天。但这次美国志愿部队把日本人赶走了。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大家都跑到大街上奔走喊叫,向机头上涂有鲨鱼牙齿的美国战斗机欢呼。锣鼓喧天,爆竹四放,汽车喇叭齐鸣,就像过新年似的。所以或许我们大家跟那位教师差不多,都有点疯疯癫癫了。

  我们一走进美国俱乐部,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放的是敏教过我的那支曲子,我们管它叫“空中邮车”,非常活泼。文福打着响指,眼睛望着前面的什么东西笑着。已经有人跳起来了,女孩子的高跟鞋格格响,美国人的大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柔和悦耳的声音。

  即使那女教师在场,我也不认得。在场的中国姑娘全疯了:大学生、教师、修女,还有不少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大家全都想跟美国人跳上一曲。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谁知道她们身上穿的西式晚礼服是从哪儿搞来的——粉红的、碧绿的、黄色的、缀花的,许多人穿着拖地的长裙子,上身几乎一丝不挂,胳膊和肩膀全露在外面。可她们就这样与那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佬跳着,把飞行帽戴在新烫的头发上,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样子。

  当然美国俱乐部不是一个真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一个大仓库。白天,美国志愿兵拿它当大会议厅用。为了举行舞会,地上已经打了许多道蜡,所以虽然是水泥地,却像大理石般闪闪发光。长条椅都被推到一边去了。长条桌上摆了一个个点了蜡烛的小盘子,本是夏天用来驱赶虫子用的。那时只有这种蜡烛还能买到。

  屋顶和墙壁上,全都挂满了美国人用纸做的装饰品——树啦、糖果啦、蜡烛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色彩鲜明的图形。它们并不十分有趣。但家国说,这些特别的圣诞节装饰品,是仰光的传教士和红十字会的姑娘专门做好,用飞机穿过缅甸山峰运来的。我们知道这趟旅行是很危险的,即使运送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如此,于是我们重新用敬佩的眼光观赏这些美国圣诞节装饰品。红十字会送的是一棵圣诞树,文福说这是正宗的美国树,他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过照片。在我看来,这棵树看上去跟当地的灌木差不多,只不过削成了圣诞节的样子罢了。树上挂满了贺卡、红缎带、白棉球,还有看上去像是用白的莲子穿起来的长长的项链。树下有几百只大的红口袋,可以挂在身上,里面放着用锡纸包的巧克力或糖果,用缎带扎起来了。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因为胡兰一连拿了四袋,每次都说是美国人鼓励她多拿的。

  文福告诉我,他是好多年前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学会跳舞的。我知道他很想在我面前露一手。但我马上就看出,他什么也不懂!没有节奏,没有技巧,舞步也不正规,根本就不会跳!哪比得上敏,跳起来就像风中的柳枝。文福带我转圈,转得很厉害,我觉得手臂都要被他拉脱臼了。最后他很笨拙地带我转圈,弄得我一只高跟都掉了。我突然感到像被子在跳舞,一脚高,一脚低。文福只好把我放开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文福钻进姑娘堆里,她们全都打扮得很漂亮。他指指自己的制服,一位姑娘就哧哧地笑了。我把脸别过去。他想调情,我才不在乎呢。

  然后我就看胡兰和家国跳。他俩的肩膀靠得很紧,但胡兰的步子迈得太大,一只脚和另一只脚踩的是反方向。家国紧紧搂住她的粗腰,然后摇一下,好像这样就能使她脚步配合得好一点。他好像在责备她,可她却在笑。我望着他们,心想,不知道胡兰是否能实现她的愿望,家国是否能做她的好男人。这时她看见了我,向我招招手,挣脱了她丈夫。

  “如果一定得跳舞才能救我们的命——那就让大难全落在我们头上吧。”她说着坐下,捡一张纸树叶给自己扇风。“你见到她了吗?”她问。

  “谁?”我说。我正把掉下的高跟塞进鞋子里去,然后使劲蹬脚让钉子进去。

  胡兰俯下身,“当然是说那个教师呀,穿蓝衣服的。她把眉毛全拔光了,然后重新画上去。”

  “她在哪儿呀?”我问道。一面瞧瞧四周。

  “她正在放食品的桌子边,和另一个美国人调情呢。我们过去看看吧。”

  但我们到了桌子边,没找到一个疯女人。胡兰倒是发现了她想吃的东西,精美的美国点心,也是传教士从很远的地方空运过来的。老实说,我也很想尝尝这些历经危险、长途跋涉运来的食品。于是我把三种不同味道的点心全尝遍了。第一种是很软的馅饼,名字从颜色而来,叫褐色果仁巧克力馅饼,甜得我牙齿都疼了。第二种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像项链一样的东西,爆玉米,又硬又脆,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想一饱口福。然后我又吃了一点上面涂有可怕的东西的小饼干,胡兰也吃了,以为我这块已经坏了,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奶酪的味道。

  这时我和胡兰注意到有个很不寻常的人。有个中国人围着每张桌子转来转去,跟美国的和中国的飞行员说话,用西方方式握手。他长得和美国人差不多高大,精力充沛,态度友好。更怪的是,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美式制服。他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胡兰很粗鲁地问他,“喂,你身上穿的美式制服是哪儿搞来的?”——好像在说是他偷来似的。

  但那男的仍然笑着说,“我是美国人。”他用中文说,“美国出生的。”然后他就用英语很快地说了起来,说到了他的父母亲和他出生的地方。胡兰惊讶地笑了起来,然后说他的英语很地道,不像牛仔说的。当然她是用中文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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