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55)_谭恩美

五五

　　§第十三章天的呼吸

　　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着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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