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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花生说,她听到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啦、工厂爆炸啦、工人罢工啦,然后换了个话题——垃圾、生意等等。

  “有一个舅舅说上海人是怎样拼命想办法通过捡外国垃圾致富的。那些美国佬、英国佬和法国佬老是把公司里剩余的东西,把他们的食品扔出来,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把东西装在木箱里;开箱取货后就把箱子扔了。他们回国的时候,把家具也扔了。

  “舅舅说,用外国垃圾致富容易得很,不需要特别精明。你只要告诉他们,‘给点小费吧,我可以把你的垃圾扔掉——你的旧衣服啦、零碎东西啦、不要用的家具啦。’他们付钱给你后,你就转身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这样一夜间就能挣进三代人才积蓄得起来的家产。”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我问花生。我觉得这些生意经不值得到暖房里当秘密来谈。

  “我还没说完呢,”花生说,“才开了个头,因为后来另一个舅舅又说了做垃圾生意并不比做另外生意来得坏,至少不是那么见不得人。”

  “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生意呢?”我问。我以为花生要说“帮工太太”之类的事了。这是那些下流的女要饭干的事,她们缠住外国人说:“今晚让我做一回你的帮工太太吧,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吧。”

  但是花生说的是另外的事,“他提到了文家做的生意。他说他们把中国垃圾卖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什么样的垃圾?”

  “他们卖所有的破东西,要么是奇形怪状的,要么是禁止出卖的。”花生说,“破东西他们叫明朝,奇形怪状的他们叫清朝。禁止出卖的东西嘛——他们说既然是禁止的,就没必要藏起来。”

  “什么样禁止出卖的东西呢?”

  “舅舅说文福的父亲到那些遭受水灾、旱灾或蝗灾的乡下小村子里去。他很快就能查出哪些家庭缴不起租,哪些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土地卖出去。他只要花几个铜子儿,就能把他们那些死去的祖先的画像买到手。真的!我没撒谎。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自己的亲人的神龛分手了。你想象得到吗?所有这些祖先都是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被运到美国去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醒来,——啊哈——发现自已被挂在西方的墙壁上了,听人们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在吵架!”花生笑得更厉害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象我可怜的母亲的画像,它在哪儿呢?

  “这不可能,”我说,“文家只卖高档货。苗阿姨说过的。”

  “喵喵的丈夫也在那儿。”花生说,“连他都说文家做的是缺德生意。真的,他们赚了不少钱哪,他说。外国佬就是喜欢这些玩艺儿。但这是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那些不得不出卖画像的人已经够不幸了。但是更惨的不幸还在后头哪:苗阿姨的丈夫说了,文家人死后,想到阴间去,那些卖画人的祖先肯定要站在阎王殿大门口,把他们踢回去。”

  我跳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我不信。那些人只是出于妒忌罢了。你知道喵喵的丈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是什么人,是撒谎精。”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也许这不是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这还是一笔好生意嘛。他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这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的一笔现代生意嘛。”

  “外人不该对我丈夫家的事说东道西,”我说,“我不准你再把这谎话传给别人。”我向她晃晃手指。

  整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都在想花生的话。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胃和我作对,使我感到花生说的是实情。我病了。

  当然,我精神紧张还有另外原因,只要想一想我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我的父亲、他的有地位的朋友、我的异母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我告诉老阿婶我觉得有点难受,她说,“当然啰,你肯定会难受的。你就要离开老家,自己去过日子了。”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喝一种又热又苦的汤,我觉得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待我那么好。

  第二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花生过来看我了。她说她又去门廊那儿,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再也不想听什么故事了。”我说。

  “这个故事和文家没关系,”她坚持要讲给我听,“和生意一点也没关系。是个好故事。”然后她往前靠了靠,凑到我的耳朵旁悄悄说,“是一个性故事。”

  我一听花生说出“性故事”这几个字,眼睛就睁开了。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起来。我坐起来听她讲。

  我那时还很天真,比大多数中国姑娘还要天真。我不像你,在学校里看有关人体的电影,十六岁就跟人约会,大学一年级就跟野孩子谈恋爱。你和他干过不规矩的事了,对不对?瞧,你至今还不肯承认这一点。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色很不自然。我看你现在还是有点尴尬。你母亲现在可不再那么天真了。当然,在结婚以前,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当时把性看成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是要到中国某个偏远的地方去。有时,它好像是一座寒冷的、黑暗的森林,有时它又像是天上的一座庙,这就是我当时对性的感觉。

  我也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通过花生的闲聊,或者是通过道听途说或是我们两个想象出来的故事。我知道性也是一种禁忌,当然跟卖祖先的画像可不一样。我知道一个男人会碰女人的某个秘密地方,比方说脚。我知道一个女人有时得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每个男人都有一样男人的东西——没人告诉我这个词该怎么说,只有小男孩会说,因为我看到我的小堂兄弟们的“鸡鸡”。所以我知道男人的东西大概是这样的:小小的粉红色的一团,很软的肉,像我的脚指头那么小,那么圆。如果一个男人半夜里不想起来用马桶撒尿,就可以问他的太太,是否可以让他的“鸡鸡”插入她的两腿间。

  这就是我听来的有关性的全部知识。我记得我和花生经常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啊,这太可怕了,一个男人要在女人身上撒尿,把她当马桶用!你瞧,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有趣——这种事老阿婶和新阿婶已经经历过了。可就在我结婚前,我开始觉得这事不那么有趣了。我很担心,这种事现在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将要变成我丈夫的马桶了!这就是我嫁妆中要买三个马桶的缘故,多下来的一个可以放在床头边。

  所以你可以明白我是那么急切地想听花生的性故事了,尤其是因为再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

  “这天下午,”花生刚开口,就格格地笑起来了,“有一个舅舅讲了一对新婚夫妻的性故事。”

  “哪一个舅舅?”

  “是大婶婶的堂兄弟,从宁波来的。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

  “乌龟舅舅!”我喊出来了。有一次,小功把一只活乌龟放进他的汤里,他就向老阿婶抱怨说这汤没烧透,打那以后,我们就都叫他乌龟舅舅了。叫一个男人为乌龟是很不好的,那就等于说,他的太太当着他的面在偷汉子,但他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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