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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第六章 花生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没有母亲来告诉我,该嫁谁,不该嫁谁。不像你,尽管有时母亲也帮不了女儿,不管是什么事。

  还记得那位你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吗?他叫什么来着?伦迪。不记得了?他就是第一个引起你注意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你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

  我瞧见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笑,可你说话时,他怎么就不在意呢?你说,吃点东西吧,他没说,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点吧。他说,你家有啤酒吗?你当时很不好意思,你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后来我跟你说,要当心,要当心啊。你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这男人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说不定后来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话,于是我说,你要是老对他说对不起,到头来你就会对不起你自己。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妈,你干吗老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不是把事情往坏处想!这是为我女儿着想,因为她还不会为自己着想。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肠好,尽量自己弥合伤口,尽量不让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你也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类话,我的心也为你碎了,因为我知道好心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年轻的时候,心肠也很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文福这样的人,不知道想一想,这个男人会让我遭很多罪,这个男人会消磨我的天真无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儿,要当心,要当心。

  我认识文福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堂妹华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婶的女儿,我们都叫她“花生”,因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壳里蹦出来的花生米。你明白吗,本该是她嫁给他的,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后来怎么成了我嫁给他。

  那时,我住在崇明岛上的家里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些年里,我一次也没见着过我的父亲,连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学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个客人似的,从来不要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还需要些什么。

  比方说吧,如果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我会一直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楼下去喝茶,老阿婶和新阿婶会轻松地闲聊几句,表明她们这辈子已经没什么要操劳要费心的了。我就抓住这机会让旧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轻轻地敲敲脚,老阿婶常因此骂我,然后我就等着,让她和她的全家还有客人们都来瞧我的大脚趾伸出破洞,她的脸由白转红。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人,可我又只认识这一家人。他们对我并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不像爱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样:吃晚饭的时候,老阿婶和新阿婶会对花生说,“瞧,这是你爱吃的菜。”她们也会对那些小男孩说,“多吃点,多吃点,免得被风吹倒了。”可她们从不对我说这种话。她们只有在想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我,不是骂我吃得太快了,就是骂我吃得太慢了。另外还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啦、零钱啦、孔雀毛啦,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就完事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

  当然,我很伤心,哪怕现在回想往事,我还很伤心。但我又怎么能抱怨呢?我只有强颜欢笑。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母亲生下来的,他们收留了我。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待我已经够好了。他们没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说不定这就是我感到伤心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他们忘了,我没有母亲,一个能告诉我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满足期望的人。在这个家庭中,我学会了什么也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变了。那年过小年夜时我十八岁,而过大年夜时每人都要大一岁,所以按阳历或许是1937年,不管怎么说,是在抗战爆发前。

  新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唉,我们没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样。我们虽说是乡下人,但又不是那么老派的乡下人,当然,说不定佣人们有一个那样的神,我记不得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另外求好运的方法,有些只是开开玩笑的,有些可是认真的。那一天,我又梦见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比什么好呢,我记不清了。我不想梦见赢了一百万,不像你炒股那样,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来点什么变化。也许我只是想不那么孤独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们庆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游行啦,放焰火啦,给孩子们压岁钱啦,一个劲地玩,玩,玩。那是一个思考的日子。根据我们那儿的习惯,新年到来的时候,家里不能留下一丝旧年的灰尘,不能欠下一笔旧年的债务,连续三天每个人的嘴里不能吐出一个不好的字眼。正因为此我喜欢新年,不管怎么样,老阿婶也不能骂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样了,到处都听得到叫骂声。

  新年前最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花生和我已经能听到老阿婶命令佣人的声音:扫扫这儿,扫扫那儿,不要那样,要这样!

  花生和我睡一张床,当然,我们的被窝是分开的。哪像你现在在美国,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毯子和床单,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堆在身上。我们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就像两个蚕茧,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过去蒙在头上,想再睡一觉,但这时我们听见新阿婶在喊,“花生,你这个懒丫头,你在哪儿?”

  你可明白,她干吗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对我可没那么好,让我睡大觉。她是想让她女儿早点起来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太太。新阿婶才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学学这些本领呢。但我都看仔细了,没人教我怎么干,我也能学着做。

  我知道怎么把棉被抽出来,怎么拍打,才能把被套洗干净,不留下一点污迹。桌子腿要用油上下来回擦拭,木头才会光亮如新,不会油腻腻的。每件东西都得从墙边拖出来——箱柜啦,大衣橱啦——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灰尘、蜘蛛网和老鼠拖来的脏东西。我也听到了怎么责备佣人,新阿婶老这么说:“你说都弄干净了,怎么还那么脏?”

  然后我就去看老阿婶在灶房间干什么,她正在吩咐厨师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后她检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酱油瓶和醋瓶的分量,一个个嗅过来。她数数养在木盆里的鱼、关在笼子里的鸡鸭。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枣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时间够不够。她责备厨师的帮手让肉汁汤里漂的猪油太多了,责备另一个切鱿鱼的方法不对:“傻丫头!鱿鱼炒起来要卷成一团才会有运气,你怎么切得像一条条的布条,要背运的。”

  我为了我的未来学着这一切。咳,你长大后,我竭力教你学做这一切。可你从来不听,你说,“太没意思了。太麻烦了。我宁可去吃麦克唐纳的汉堡包。”是的,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明白我干吗那么想学?打我年轻时起,我就已经知道一切东西都必须看上去漂亮,尝起来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满足你的口味,让你以后回味无穷。

  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事干,不光是佣人。我得把家里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经理了一个星期了,修修补补,把那些会带来坏运的标志弄掉——松开的线脚啦、破掉的小洞啦、裂开的地方啦、丢掉的纽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赶紧把这些活儿干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场去买东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婶给了不少钱,叫我们到市场专开的摊头去买新年礼物。我比花生大一岁,但小婶婶没把钱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数给她的女儿。当然,花生应该分一点钱给我,即使新阿婶没说,花生也应该这么做。可我料到花生会怎么着,她会很快把钱花光,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要不她就会把钱紧紧地捏在手中,到头来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们俩,早点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婶婶说,“可别忘了,省着点,别乱花钱。”这就是说,我们得跟店主讨价还价。“别让你弟弟吃太多的糖。”这就是说,我们还得把十岁的小功和十一岁的小高也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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