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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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