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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太太的悲哀(2)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戛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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