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离婚的苦恼

离婚的苦恼(1)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饪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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