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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第二十章 雕像之谷

  西蒙仍然没有回来,我看看我的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我估计他是自个儿在发怒,好啊,就让他在那儿冻个半死吧。还没有到中午,我抽出一本平装书爬上了床。到中国的旅行现在成了一场大灾难,西蒙将不得不离开,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毕竟他并不说中文,而这是邝的村子,她又是我的姐姐。至于说杂志要的故事,我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做点札记,然后回家找个什么人来把它修饰加工成一篇文章就行了。

  邝叫喊着是吃饭的时间了,我强作镇静,准备面对那种中国式的询问:“酉蒙呢?”她会问,“哎呀,你们为什么老是吵架啊?”邝在中间的房间里,正在把一只热气腾腾的碗放到桌子上。“看到了吗?是豆腐、木耳、腌菜。你要拍照吗?”我根本就不想吃或者拍照。杜丽丽端着一锅饭和三只碗急匆匆地走进来,于是我们开始吃饭,或者不如说,是她们急切而挑剔地吃了起来。

  “起初是不够成,”邝抱怨说,“现在又是太咸了。”这是不是某种有关西蒙和我的遮遮掩掩的信息呢?几分钟以后,她对我说:“今天一早是大太阳,现在看看,又下起雨来了。”这是不是她在鬼鬼祟祟地类比我和西蒙的争吵呢?但是在这餐饭的其余时间里,她和杜丽丽甚至都来提到过他的名字。相反,她们起劲地议论著村子里的人们、三十年来的婚姻和疾病、出乎意料的悲剧和欢同的结果的价值,而所有这些我都是压根儿不感兴趣。我的耳朵只是对大门竖着,等着听到西蒙归来时的吱咯声和关门碰撞声。可我听到的只有毫无意义的雨水泼溅声。

  吃过午饭后,邝说她和杜丽丽准备到大会堂去拜访大妈,问我想去吗?我想象西蒙回到这幢房子里,寻找着我,变得不安起来,着急了,甚至可能会发疯似的。扯蛋,他不会着急的,只有我才会那样。“我想我还是留在这儿吧,”我告诉邝,“我需要重新组装一下我的照相机工具,并给到目前为止拍摄的照片作些札记。”

  “好吧,你过会儿完事后,过来看一下大妈。最后的机会了,明天我们就要举行葬礼了。”

  当我最终单独呆着时,我整理了我的胶卷袋,检查它们有没有受潮。这该死的天气!是那样的潮湿和寒冷,即使穿着四件衣服,我的皮肤还是感到冷冰冰湿腻腻的,我的脚实际上都冻得麻木了。为什么我过去要让骄傲凌驾于温暖的衣服之上呢?

  在我们起程前往中国之前,西蒙和我讨论过我们应该带些什么。我收拾了一只大衣箱,一只野营用具袋,还有我的照相包。西蒙说他有两只便携箱包,接着他刺激我说:“顺便说一句,可别指望我来帮你拿你拿不了的箱子。”我驳斥说:“谁要你拿了?”于是他用另一种嘲讽的口气回击说:“你从来不要求,你只是期望。”在他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决定我不会让西蒙来帮助我的——即使他坚持也罢。就像个面对着一群死牛和一片要穿越的沙漠的拓荒者,我久久地、严厉地审视着我的旅行用品。

  我决定削减我的行李以达到自力更生:一只有轮子的便携箱子和我的照相包。我把不是绝对必需的所有东西都给扔了出去:便携式CD机和CD唱片、脱毛剂、皮肤上色剂以及回春霜、吹风机和护发剂、两双裹腿和与之配套的及膝上装、一些我存放的内衣和袜子、几本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打算阅读的小说、一口袋梅脯、三卷卫生纸中的两卷、一双羊毛绳靴子以及最令人悲伤的删减——一件紫色的羽绒背心。在决定什么该进入我所留出的空间时,我赌的是热带的天气,希冀的是偶尔晚上能去看的中国戏剧,我甚至都没有问一下那儿是否有电。

  所以,在那些我塞进那小小的衣箱里而现在一见就后悔的东西中,就有两件丝绸背心、两条牛仔短裤、一个蒸汽熨斗、一双凉鞋、一条游泳衣以及一件霓虹色的丝绸夹克。而唯一我将穿着那些服饰去看的戏剧是在我自己的小院里上演的肥皂剧。不过我总算还带了防水背心:小小的安慰,大大的悔恨。我渴望着羽绒背心,就像个漂浮在海上的人神智昏迷地梦想着水一样。温暖——我会为之不惜一切代价的!这天气该死!还有穿着羽绒衫美得乐滋滋的西蒙也该死!

  他的羽绒衫——已经湿透,水淋淋的,一点也保不了暖。就在我离开他以前,他在发抖,我想那时他也正气得要命。现在我在疑惑——哦上帝!——体温过低的征兆是怎样的?一抹关于寒冷和生气的模糊记忆掠过我的心头。那是什么时候,是五年还是六年以前?

  我正在一间急救室里拍照片——是一件为医院的年度报告搞些激动人心的穿插的平常事儿。这时一队医辅人员用轮椅推进来一个穿着褴褛、小便失禁的妇女。她的话音含糊不清,抱怨说她身上烧了起来,必须脱掉一件她并没有穿着的貂皮大衣。我估计她是喝醉了或是处于吸毒谵妄状态中。然后她就开始痉挛起来。“拿电击去纤颤器来!”有人喊叫起来。我后来问其中的一个护理我该用什么解说词——心脏病发作?酒精中毒?“写上她死于一月,”那护理愤怒地说。由于我不懂他说的意思,他又说:“那时是一月份,天气寒冷,她死于体温过低,就像那个月里的其他六个人一样。”

  西蒙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他身体健康,而且老是过于暖和。当别人都要冻僵时,他却把车窗摇了下来,而且连问都不问一声。他就是那样的不替别人着想。他老是让别人等着,甚至都不想想别人会着急。他任何时候都会在你面前出现,脸上则带着他那令人恼怒的笑容,而我则会因为没有理由的担心而被嗤之以鼻。

  在花了五分钟时间企图用这些事说服自己后,我跑到大会堂去找邝了。

  在第二座牌楼的通道处,邝和我发现西蒙的羽绒衫就像一具折断的尸体似的萎颓在地上。我告诉自己不要啜泣了:哭泣意味着你在期待最糟糕的事。

  我站在通往那条深沟的岩棱顶部,往下望去,搜看着动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景:西蒙现在已处于谵妄状态中,正衣不蔽体地在深沟里徘徊;岩石从峰顶滚落下来;那个年轻人——根本就不是个牧牛人,而是个当今日子里的土匪——正在偷西蒙的护照。我脱口对邝说:“我们碰到过一些小伙子,他们朝我们尖叫;后来那个带着牛的家伙,他骂我们是浑蛋……我很紧张,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而西蒙……他试图显得不在乎,但是后来也发作了。而我说的话,呃,我并不是那意思。”在都是穹隆的沟壑里,我的话听着就像是忏悔词,同时又显得空空洞洞。

  邝安静而悲伤地听着,并没有说什么以消除我的内疚,也没有用虚假的乐观来鼓励我一切都会好的。她打开杜丽丽坚持要我们带来的行囊,把充气垫子铺到地上,充满气,再放好小小的野营炉子和一个补充燃料筒。

  “如果西蒙回到大妈的家里,”她用中文推理说,“杜丽丽会派人来告诉我们的。如果他来到这个地方,你在这就可以帮他暖和起来。”她打开了她的雨伞。

  “你上哪去?”

  “到周围稍稍看一下,仅此而已。”

  “如果你也不见了那怎么办?”

  “没有问题,”她告诉我,“这是我童年时的家,这山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起伏转弯,我都像老朋友一样的熟悉。”她跨步出去,走进了蒙蒙细雨中。

  我向她叫道:“你要去多少时候?”

  “不会很长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不会再久了。”

  我看了一下表,几乎已经四点半了。到五点三十分,那金色的半个小时将来临,但是现在的暮色却吓坏了我。到六点,天将黑暗得无法行走。

  在她离开以后,我在牌楼的两个门口之间踱来踱去。从一边望出去,什么也没看到,再看另一边,也是一无所见。你不会死的,西蒙。那是宿命论的胡说八道。我想起了那些战胜了命运的人:一个在斯奎山谷失踪的滑雪者,他在雪中挖出一个洞,三天以后被救了出来;那个被陷落在浮冰块上的探险家——是叫约翰·穆尔吧——为了不冻死,整夜都在蹦跳个不停;当然了,还有杰克·伦敦关干一个遭逢到暴风雪的男人的故事,他努力想用湿的枝叶燃起一堆火来。但是接着我记起了结尾:一大堆雪从头上的树枝间坠落下来,熄灭了他在下面的希望之火;然后另一个结尾又涌上心来:落入陷阱中的滑雪板者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已经死了;那个某一天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界处坐下来休息的猎人一直要到数千年以后春雪融化时才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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