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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2)


  开始几次,方月很为纳尔逊家的宴会中那份荒诞神话般的色彩所迷。纳尔逊太太是个精力充沛型的女人,随丈夫的工作调到亚洲来之前,听说还在休士顿一家律师楼做过事。她现在把过人的精力用来招待她丈夫商场往来的顾客、以及他们私人的朋友。每天在她渣甸山宽敞的花园洋房翻阅日历,一年四季,纳尔逊太太从来不漏过任何一个可资庆祝的中外节日。

  圣诞夜,她特地从附近天主教中学,请来白衣银冠的唱诗班,群集花园,站在星空下大唱“弥赛亚”。纳尔逊太太连中国新年也热烈庆祝,除夕夜,只见她通身一片红,拖地红绸旗袍,发际之间还插上一朵朵小红绒花,她把家里也布置得像新房一般,古董店买来八仙喜账高悬门梁,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乡下人做被面用的土红大花布,用在圆桌上当台布,喜气洋洋一片。每位客人前面水晶杯下还压了个红包,也真难为纳尔逊太太这一份心思。

  有一回方月接到一张浅绿色的请帖,庆祝圣派屈克日,请帖上注明女宾得穿绿色服饰,潘荣生来到香港之后,对西方的礼节习俗熟悉到令方月叹服,他说这天是爱尔兰人的节日,当晚他戴条绿领带。

  结果潘荣生突然出差到纽约,临行嘱咐方月一个人赴会,方月果真穿了件苹果绿的麻质洋装。当天晚上席设香港会所,那一阵子翻腾是在此间外国人圈子和本港上流社会的一则大新闻,是这栋殖民者所建的百年建筑,虽然屡经古迹保存委员会的陈情,终于免不了拆除的命运。纳尔逊太太一等客人坐定,举起高脚水晶酒杯,伤感地表示这是她和好朋友们共聚香港会所的最后一晚。再过半个月,它将在无情的铲土机摧残之下,荡然无存。在座的中、外宾客,无不跟着纳尔逊太太唏嘘不已。

  方月拿起银匙喝着特为圣派屈克日调制的绿色的汤,听她左边的美国可口可乐驻港经理大谈如何将这饮料倾销亚洲落后国家的故事。右边的理查·蔡,十足黄皮肤的英国人,以他流利已极的牛津英语,和他邻坐红头发的洋女人抱怨中国大陆的肮脏与原始。

  “……别的不去说它,理查,你一定住过白云宾馆吧?”红头发的女人音调高而刺耳:“新旅馆,不是吗?可是——哟,理查,房间里的窗帘,脏到——噢——”她做出无以形容欲呕的神情。

  方月一旁听着,一下子觉得寒毛竖立,才四月天,冷气实在开得太低了。耳边理查·蔡兴奋地附和,方月坐不住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触动,她重重地放下喝汤的银匙,推开高椅背的餐椅,在所有客人的瞪视下,淬然起身出去。

  抱着突然之间觉得不舒服起来的胃,方月攀扶坚实无比的橡木楼梯扶手一步步走上去,二楼大厅奋然无人,昏黄的老式水晶灯,照出大厅一片黯淡的辉煌。方月在角落一张橙黄色皮椅坐了下来。香港会所的全盛时期,她没赶上,象征殖民地的阶级、特权的这建筑,和台北来的女小说家毫不相干。纳尔逊太太和她的客人们此刻正关在绿绒窗帘重重的蓝厅咀嚼最后的荣光,那个世界和方月毫无牵连,她走不进去,也似乎从未会兴起走进的念头。

  方月支着头,坐在这即将油尽灯枯的大厅,她只觉得前途茫茫。既然被迫到香港来,她总得在这地方找到凭藉活下去。虽说香港和台湾仅一水之隔,方月却有着身临异国的惶然。记得临离开台北前的两个晚上,文化圈相熟的朋友在新店小陶家为她送行,半打陈年绍兴喝得大家酒酣耳热,小陶一时兴起,拖大伙儿到碧潭看月亮,躺在潭边月光下看起来很干净的小石子上,他们一口咬定方月此行吉多凶少,新的环境将会扩展她的视界、丰富她的经验,大伙儿寄望方月到香港之后写出更成熟的作品的同时,也对于她能够跳出台北小小的文化圈,无不承认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可是,当方月从巴丙顿道的家搭乘双层巴士,沿着拐弯的山路回旋下去,那种眩晕的快感不再使她觉得新鲜时,又经人介绍找到了一个会说几句国语的钟点女工,方月不必再到小市场和小贩们比手划脚,她变得无所事事。曾经计划以纳尔逊太太和她的生活方式为题材,预备写一个中篇小说,也因提不起劲而搁笔丢在一边。

  最初几个月,方月偶而还写点短文章回台北,报道香港的文化活动,她拎着录音机,老远跑到柴湾木屋,访问红极一时,后来染上毒瘾潦倒不堪的粤曲红伶,她也曾到九龙慈云山政府廉租屋,巴巴地爬上十二层楼梯,为仅有的广东杖头木偶的老艺人做特写。邀稿的编辑从台北来信,方月的香港民间艺人专稿,登出之后在台湾起了不少的回响。遗憾的是,隔着海峡,方月听不到对岸的掌声。两篇访问稿写下来,她已是意兴阑珊。

  当方月不再每天下午主动跑到天星码头买台湾来的报纸,当台湾的一切对她都不再重要时,她每天早晨,躺在床上,怔怔地目送丈夫兴致勃勃地上班去了。又是一天的开始,方月却找不到理由起身,她拉起床单,把自己从头到脚蒙住,挺尸一样躺着,希望就此不再醒来。

  正当最绝望的时候,意外地从英文报纸的人事版,看到一则广告,此间博物馆的出版部有一个中文助理编辑的空额,条件之一是应征者需要具有高度驾彻中文的能力,薪水却给得出奇的低。方月好像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发现了一株飘浮而来的水草,除了拼尽全力去攫取它,她别无选择,香港已经使她变得一无所有,一切必须从头做起。

  她从书架抽出自己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提着花了许多心思预备好的履历,在应征途中,从计程车前面的反光镜,她看到自己的脸——一张自我嘲弄、却又万般无奈,比哭还难看的脸。

  经过几回赴战场一样的口试、笔试,凭着她一手可图可点的好中文,方月还是被录取了。台湾来的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好不容易在香港这一异地找到了她所属的位置,她还总算占有了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开始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涯,两年的日子也在伏案抄写之中被打发了。

  三

  方月把手中赏玩了许久的正德款白釉莲子盅还回去,抬起头,外边街道已是暗黑一片,文华酒店对面四十八层高的康乐大厦,圆幢幢的窗只有少数还亮着灯,其中有一个关住她的丈夫。尽管纽约和香港时差十二个小时,丈夫办公桌上的几支电话,此起彼落,还是在响。潘荣生敏捷地抓起话筒,向本港大户报告纽约收市的最后价钱。他的声音气足响亮,斗志昂扬,经过隔洋股票市场一天的搏杀,他的袖肘皱了,额头上的短发因汗湿而扭结成一团,然而,这两年刚崛起的股市奇才汤玛士·潘仍然不知疲倦为何物。

  数不清有多少回,方月午夜梦回,发现另一半的床还是空着的,丈夫又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挑灯夜战,研究他的股市行情,往往非至凌晨,不肯罢休。心情好的时候,方月还有兴致向丈夫调侃,说他娶的是工作,她宁愿丈夫到外边结交女朋友,也不愿他没日没夜地卖命。

  “荣生,就当你出去找别的女人恋爱吧,起码还有时好时坏的时候,”方月说时似笑非笑,两道清秀的眉却蹙得紧紧的,“你总会和人家吵架,总会失恋,那时你也许还会记得我,还会记得有这个家——甚至你另外再去找人,青黄不接时,我多少还可以派上用场,垫垫空档……”方月终于忍不住,蒙住脸,泣不成声。

  来香港之后,潘荣生的整个人,无论白天夜晚,完完全全地被他的工作所占据,方月自知无力摧毁阻挡在他们之间的商人,如果企图把丈夫从他的工作抢过来,失败的注定是方月,而且她深知丈夫的性格,他会为此而恨她一辈子。

  潘荣生抱着妻子哭泣的肩,多少有点悔意,他承认冷落了方月,尤其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公司刚站稳脚,还是千头万绪,老有做不完的事,他说。他要求方月再忍耐一阵,情况一定好转。潘荣生最后向方月保证,明天去找纳尔逊谈判,要他多聘请一个人来分担工作。

  遗憾的是情况并没有如潘荣生预言的好转。方月不得不承认,丈夫的野心、对工作的狂热,是一种疾病,一种顽冥不灵、无药可医的疾病,尽管潘荣生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他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告诉方月,如果想在这凡事以金钱、成功来衡量的香港社会生存,他必须以命相拚,别无他法。

  方月怔怔地望着突然之间变得十分陌生的丈夫。新婚不久,方月坐在床头,连为丈夫折叠刚洗好的袜子,心里都会充满柔情蜜意的那段日子,现在想想,竟如隔世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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