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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血色岛屿

  一

  香港人心目中有两个七十年代。我很遗憾没来得及赶上第一个,那是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次惊天动地的暴动,逐渐恢复过来的七十年代初期。我问黄蝶娘香港的两次暴动,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一九六七年的左派大暴动,她可都参加了?

  她正在酝酿一曲戏,预备把她们黄家三代的家族史编成戏剧搬上舞台,由我任职的香港艺术中心来主办。我答应帮黄蝶娘提醒她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自告奋勇代她搜集资料。

  黄蝶娘事不关己地摇摇头。回想了大半天,才记起那时她为了一个乐队的鼓手,从伦敦追到纽约,后来加入下城格林威治村当嬉皮,头上绑了“只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布条,坐在路边草席上点蜡烛,弹吉他,唱反越战歌曲。

  “不过,这跟我要编的剧本无关。”

  我同意。

  比起嬉皮们的和平示威,香港受到大陆文化大革命武斗的冲击,反抗的骚动暴乱到今殖民者寝食难安,下令派遣武装警察强力镇压的结果,是伤亡和流血。尤其是一九六七年的左派大暴动,先是人造花厂、南丰纱厂、青洲英呢厂发生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左派工会介入,对抗愈演愈烈。警察殴打拘捕静坐示威的工人学生,港人以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工人学生,从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反对殖民政府,到街头对峙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港督戴麟趾颁布一连串镇压法令,出动防暴部队,用催泪弹、冲锋鎗镇压群众,在围搜侨冠大厦及华丰国货公司时,更派出航空母舰、直升机运载大批军警,携带武器,降落天台。连续七个月的骚动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超过五千人被逮捕。香港人心不安,资金外流,移民人数激增,经济生产陷于谷底。

  “一九七一年的保钓运动,我倒是在香港,”黄蝶娘说,“那年祖父黄理查德做大寿,被抓回来拜寿,碰到学生闹事,手牵手围堵港督府,不让戴麟趾的车子出门,结果港督屈服,改走侧门。真过瘾!”

  “没想到他会为一群学生改道,不再采取铁腕政策,像镇压早两次暴动一样,”我微喟,“可能戴麟趾已经意识到社会在改变吧。”

  黄蝶娘对香港人争取民权,反资反殖的运动显然漠不关心,她记得清楚的倒是保钓那年,有两个反越战的美国青年,把一具纸棺材抬到中环泛美航空公司门外,抗议美国在越南的大屠杀。

  “我也跑去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尼克松政府,后来还跟那两个反战的英雄到他们住的小酒店胡混了几天——”

  “你这算是劳军?你呀,真真无可救药!”

  “对反战英雄表示一下敬意嘛!这两个嬉皮,怕到越南当兵,逃兵役跑到香港来了。其中一个,好像叫杰克,穿印第安酋长那种粗皮衣,剪成一条条穗穗的,吹得一手好口琴,性感死了!”她神情暧昧地瞟了我一眼,“吹萧,吹口琴,你听懂吧?”

  我赶快制止她,怕她说出床笫间不堪闻问的话。那时我们是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

  黄蝶娘收敛她嬉邪之色,谈起她祖辈发迹成为香港的巨富,其实是靠几次动乱起家的。

  “多亏我Great Grandma善于把握,利用机会。”

  黄蝶娘只好切入正题谈她的家族史。据她的说法,黄家成员中,唯一抱怨生不逢时,深受工潮暴动之害的,就只有黄理查德的妻子黎美秀。

  晚年黎美秀坐在轮椅上回忆往事,总会摇头叹气,自叹时运不济。她生命中两个重要的大日子,全都碰到香港大罢工;一次是公元一九二二年她出阁大喜之日,一次是三年后她的儿子黄威廉摆满月酒那天。

  黎美秀——黄蝶娘总是对她的祖母直呼其名——这使我想起外边传说有关她亲生母亲的种种,使我不得不相信她们黄家的确隐藏了不可告人的丑闻以及仇恨。

  黎家本是广东香山的农民,清朝末年一次大水灾夺去了一切,黎家坐船到印度尼西亚落户,后来全家又移居香港,那时黎美秀才是十来岁的小女孩。

  我想象黎美秀离开爪哇前,一定是赤脚穿着蜡染的纱笼,在高脚屋宽阔的阳台上嬉戏,外边下着牛蝇粗的热带雨。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了,雨停了,远处死火山在夕暮中静得像死亡。黎家一家人盘腿坐成一个圈吃晚饭,当中摆着五六个锡做的圆形碗,盛放着咖喱、炸鱼、炒臭豆等印度尼西亚食物。走廊尽头扬起加美兰乐队叮叮当当的敲击音乐。黎美秀放下锡碗,在阳台随着乐音轻舒小女孩柔软的手指,转过来翻过去,跳起庙里刚学的祭奠舞蹈。

  “我猜,你的祖母黎美秀长着一双大眼睛,双眼皮,眼眶深深的,你得自她的遗传。还有,她的皮肤也像南洋女人,橄榄油色——”

  黄蝶娘嫌阔的嘴唇角往下一撇,否定了我:“错了。她是单眼皮,细细的小眼睛,谁去遗传她?哼!没出嫁前,刘海蓄得很长,盖过眉毛、眼睛,就是想盖住她的单眼皮遮丑——”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纠正她,“黎美秀梳的是当时流行的发型,还有个名称,叫一字式的刘海,故意让一络发丝像帘子一样,盖住眉眼。”

  我卖弄完二十年代香港女人的发式,催促她形容她祖母的模样姿态,黄蝶娘才有点不情愿地承认:

  “除了单眼皮,还算五官端正。脸长长的,一辈子没胖过,身材扁平,是个好衣架子。对了,她特别爱穿旗袍!”

  “好像听说每一次公开场合露面,不管出席宴会,还是主持慈善义卖会,一次一袭新旗袍,精工设计的,几年下来从不重复,真有其事吗?”

  “是呀,她的旗袍可比美伊美黛的皮鞋,一排排不知挂了几间屋子。”黄蝶娘以打抱不平的口气向我透露,“告诉你吧,她装模作样非旗袍不穿,是故意的,故意穿来气我Great Grandma。你知道,Great Grandma是不肯穿旗袍的。”

  这可冤枉了黎美秀,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全中国的时装中心,名媛、女明星、交际花的穿著打扮领导、制造时装的潮流。我在泛黄的上海报刊读到这么一首歌谣。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样,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可见上海的时装晨行夕变,花样变换无穷。旗袍也是上海女人别出心裁,拿了从前满清旗装加以改造,流行到香港,黎美秀很难不受潮流影响。至于黄得云拒绝穿旗袍,则有她历史的因素,而且情有可原。

  当她是摆花街南唐馆艳淫中钗、珠锵玉摇的青楼红妓时,黄得云旗装打扮,捏着绣花手绢,高跟旗鞋,摇摇摆摆,以满清公主的扮相现身吸引恩客。从良后,她脱下旗装,一直是上身衫袄,下面一条长裙或裤子。爱美的她,当然也不是没有随着时兴从阔身宽裙到腰身衣袖收窄,领子时高时低,裙脚时短时长,花样层出不穷,而是衫袄绣花、镶滚、钉珠片,甚至后来缀上五彩宝石,随着流行,无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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