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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那个人

  父亲这人太天真,太容易相信人。再这么下去,蕙兰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她从年轻时就怀着这想法,如此忐忑了许多年,等父亲终于出事时,她已经是半百的人,父亲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头发掉了不少,眉目转灰,脸面却仍白净,几乎无须,人们总说他有几分像电视上的白面太监,因而在背地里给他取绰号,谑称为“叶公公”;当他的面,则叫他“叶公”,谓之对老行尊的敬称。

  以前在百利来酒楼当经理时,人们已经这么取笑蕙兰的父亲了。也有的说他的粤语字正腔圆,调子古怪,活脱脱粤语残片里走出来的人。大辉刚到百利来见工时,正是叶公给他面试。下午蕙兰来值班,父亲便对她说起有这么个年轻人快来上工。他说这人不得了,仪容秀丽,俊美得像三国里的周瑜。蕙兰晓得父亲的情趣和品味,听见他这么出力夸一个男子的容貌仪表,自然以为那是与父亲一个路子上的人,就像家里当时住的两个房客一样,都细瘦,说话有气没力;在发廊工作,头毛三五天换一个颜色。

  两天后她初见大辉,被这么挺拔的一个身影吓了一跳。父亲殷殷地拉着人家的手走来,就像现如今那些孟加拉外劳那样,在他乡重逢相认过了,牵手含笑,说蕙兰我给你介绍,这是大辉。蕙兰抬起头,说你一日三餐吃的什么呢?怎么长得这么高?

  “三餐怎么够呢?”大辉说。“我一天吃五餐的呀。”

  当时站在大辉身旁的,除了叶公,还有一个把他介绍到酒楼来的后生,是大辉的表弟。这表弟虽然肥头耷耳,五短身材,但在酒楼里打工多年,见的人多,机灵得很。他见蕙兰当时那种眉眼,几近含羞答答,转身便对大辉低语,说这领班和她的老爸都喜欢你,你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蕙兰那时一点不知道大辉的底细,只晓得他在日本打过几年工,回来后嫌锡都落后,生活指数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毅然到都城来谋生。这样甚好,不正说明他有志气么?也许是因为在日本的大都会浸淫过,这人的仪容显出修养来,一点没有小埠来的人那种土里土气。而他本来就长得好看了,穿上酒楼指定的白衬衫深色西裤,加上黑皮鞋,在一众侍应当中鹤立鸡群,特别仪表堂堂。蕙兰一点没掩饰对他的欢喜,还说服父亲给他一个优惠价,免付按金和上期,把家里最后一个空房出租给他。大辉搬进去后只交了一个月房租,在房里随地铺了一张廉价床埝;月中买的床架尚未组装起来,月底就搬到蕙兰房里,成了自家人。

  这些事,一五一十,都在叶公眼皮底下,他却始终没说过半句不中听的话。以后事情变酸,再变苦,终于一发不可收十,变成一个扛也不是扔掉也不成的烂摊子。蕙兰无力时也曾埋怨,说你呀明知前面有个凼也由得我一脚踩下去,怎么当父亲的呢?叶公便像受了极大的委屈,苦着脸说是呢,阿爸是我,阿妈也是我,两个角色我演得再成功,都只能拿五十分。说着瞄一眼他的外孙女春分,说你不知道自己从小有多叛逆,多横蛮;哪一次不是我说不能做的事,你偏要做?

  事实却是叶公当时也很满意大辉这个“未来女婿”。蕙兰以前交往过的几个男朋友,都是些面黄肌瘦,臂上画龙描虎的人;收账的有,斗木的有;之前一个厨房佬,女儿觉得有男子气概,却满口脏话,一言不合即拎起菜刀扬威耀武。蕙兰的脾气暴躁,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些男友都不能长久。眼看要三十岁了,好不容易遇上大辉,这么个人模人样,穿起龙袍真像个太子的,难怪女儿一见倾心,他自己亦甚具好感,还怕一招引君入瓮捉不牢这么好的水鱼,会让他逃脱了去。女儿从小在他脚边长大,是被他惯坏了的人;叶公深知其性格,却还真没料到她对大辉会这般生滋猫入眼,一往直前,最终用力过勐,自己一头栽了进去,差点翻不过身来。

  下午三点钟酒楼午休时,蕙兰召了一辆车飞赶回万乐花园。三个孩子都坐在厅里。夏至架着大得像两面放大镜的一副厚眼镜,伏在饭桌上做功课;立秋坐在电脑前打电动,大女儿春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支六、七人的韩国美男合唱团在台上载歌载舞。她见了母亲,朝外公的房间努努嘴。那房门是阖上的,蕙兰瞧儿女们这种动静,知道事态没有多严重,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她问春分,你在电话里不是说外公流了很多血吗?

  “止血了,我替他包扎了伤口。”春分说。“那个人也走了。”

  蕙兰在门口说,老爸我进来了。说着推开房门,先看见房里一片凌乱,衣衫扔了一地,一张椅子倒在那里。叶公在床沿坐着,一双苍白的脚丫触地,脚上青筋暴凸,状似薄土底下的一撮蚯蚓,又有点像虾背的肠泥。叶公还穿着睡衣,淡蓝色的裤子上有血迹,星星点点,像画得拙劣的红梅;衣衫上更多,襟前一大片,红得过时,带着点褐色。蕙兰想到这么多血从一个老人身上倾出,不由得心惊。她的目光再往上移,叶公正垂下眼皮在看那倒地的椅子,像是在审视一个被处决了的人,又像是一具僵硬在那里的尸体。他那张脸失血,比平日显得灰白,双目无神,仿佛灵魂还在流失中。伤处在头颅,大概比额头稍高,在发际线一带;乱缠的绷带看来像一顶马来人戴的哈芝帽,有血一层一层渗出,晕染成玫瑰般的一朵红色印花。

  “你还好吧?”蕙兰走前去,“流这么多血,不需要缝针吗?”

  叶公摇摇头。他说那个人走了,以后不会回来了。说着,他仍然神情呆滞地凝视地上的椅子,仿佛“那个人”就躺在那儿,倒地不起。

  蕙兰说走了就走了嘛,难道你还以为他会跟你过人世吗?她在父亲身旁坐下来,伸手整一整缠在他头上的绷带,问他这是拿什么敲的呢?你不要去看看医生吗?没弄好会破伤风呢。

  “这一次被拿走多少钱?”蕙兰问。

  叶公摇摇头。

  “没有?”蕙兰马上皱起眉头,声音变得尖利。“骗鬼啊?没拿你的钱,你会气得跟他拼命?”

  这种事不是第一回了。自从叶公从酒楼退休以后,靠着申领出来的公积金养老,便三番四次被人盯上。来的人都比他年轻许多,甚至年纪比蕙兰更小,形形式式,无不是外州来的异乡人,都像街上的流浪猫狗似的被他收留,最终搬进来与叶公共享一个房间,许他好梦,让他好一阵春风得意,于是每次出事,便有某个“那个人”被扫地出门,剩下叶公满腔怨愤,以后三五天至三五个星期不等,蔫头蔫脑,说各种丧气话,怎么逗他都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模样。这却是头一回闹得见血,可见灾情前所未有的戏剧化。春分打电话来,十万火急,说外公与那个人在房里争吵缠斗,不知怎么老人手里忽然变出一把美工刀来,恫言要一齐死,不料被人随手推倒,敲崩了头,血流如注。

  春分在电话里报告这等事,竟没显得多慌乱,似乎连她也早已预见会有这一日,叶公会出事。她说妈你要不要回来看看情况?你不回来,我也可以带外公出去看医生。蕙兰心烦意乱,说你腹大便便还要跑出去?不怕在街上生孩子吗?

  她没敢向上司请假,只能熬着等到午休时间,两个半小时内风风火火地来去一趟。她过去在酒楼里事急请假的次数多,同事颇有些微言;要再请假,可以想见经理会挤出怎样一张脸,说怎么就你家这么多事?上一回女儿失踪,这一回又换谁倒楣?蕙兰还真难以说明,总不能说七十多岁的老父遭人骗财骗色,在家中要死要活。何况父亲叶公一辈子在酒楼打工,行内许多人识得,甚至还曾经被这经理尊称为前辈,蕙兰自然不敢在他面前泄漏一点风声。

  这两个半小时,平日她可是要在酒楼的厢房里,搬动几张椅子排成一列,躺在上面睡个觉的。她总是那么累,随时随地躺下来就能睡死了,像梦里蛰伏着一只巨大的章鱼,只要她一阖眼便硬生生将她吸进充满墨汁的肚腹;那里漆黑而沉静,让她睡得像个胎儿。几个曾与她共享一个厢房午憩的女同事批评过她的睡相,说女人睡得四仰八叉,还打鼾,十分不雅。蕙兰笑说我睡觉时不接客,要雅给谁看呢?那些女人便说哎呀你还得找个男人再嫁吧,总不能为一次失败的婚姻自暴自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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