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正传(36)_刘墉

三六

　　黑手党　十一月二日

　　每天吃完中饭，我都要独自坐在花窗前，望着院子发呆好一阵子。这是我培养情绪，把脑海悬在“想”与“不想”之间，让灵感飞进来的时刻。

　　院子里种了二十多棵枫树，多半都是小叶的日本丹枫。似乎不过几天，全变成了艳红色，“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句诗一直到来美国，看了秋景，甚至可以说一直到我搬入长岛，看了自己的院子，才能深深感觉。因为那些枫叶是横着摊在我的窗前，从屋里望出去，不见整棵树的外形，也不注意叶子的形状，就给人一种春花烂漫、铺天盖地的感觉。

　　但是最近这美艳的景色，非但不能使我怡然，反而造成我的焦虑。

　　太多事情没能解决。虫子抓不到，几天也抓不到一只小虫，眼看我的派蒂就要饿死。饿死倒也罢了，问题是能找到一个也就不能产卵，完成她生命循环的责任。对！当然有太多人一辈子也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一辈子没有夫妻缘。但是因为派蒂由我管，每天把它关在笼子里，没有机会像外面的“豪放女”，常有跟异性眉来眼去的机会，所以它的不嫁，就仿佛把女儿成天关在家里，训以“人生大义、男女礼教和子孙教道”的父母，当孩子因此磋跎了青春，错过了姻缘父母是难辞其咎的。

　　记得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你应该还是个处男吧”，他居然大为光火好像我瞧不起他。我当时一惊，心想，是不是如果有一天女儿长大了，我这样问她，她也要生气？

　　“守贞”不是一种光荣吗？一个男孩能不轻易尝试肉体的媾合，把他的第一次给自己的伴侣，不也应该自许吗？抑或年轻一代已经另有想法，如同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开头说的——“一朵被提炼过的玫瑰花，总比自生自灭地萎在枝头，多些生的情趣吧？”他们居然把“对自己身体的开发”，视为成熟的一项指标，认为一个只知道探索外在世界，却不能解放自体的人，是青涩的呆子。

　　想到这些，我就对派蒂多了一分心情的负担。

　　除此之外，眼看就到我要回台湾的日子，等着谘商的青少年已经排好了时间，可是，我走了之后，谁来喂派蒂呢？”

　　不错！全家都很喜欢她，女儿把她视为“小孩”，我的老婆也不讨厌她。但不讨厌是一回事，照顾是一回事，当我把捕虫和喂食的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爱”可能就要变质了。

　　别说对待小动物了，人与人，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也如此吗？常听作父母的人，多么操心孩子，认为自己女儿、儿子自从嫁娶了那个“混蛋”和“贱人”之后，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只见他们操心、咒骂、落泪，当你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帮他们带带孩子，或给他们一些经济援助”的时刻，可能脸就转开了，再不然骂：“那是活该，自作自受，谁让他当年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也帮不上……”

　　现在问题来了。怎么弄吃？怎么养她？谁为她每天喷水以维持潮湿。谁拿鸭嘴笔喂她喝水？谁出去抓虫，再小心地把虫放下去？又由谁来为她继续找对象？

　　老婆说得好——“你干脆把她带回台湾好了，台湾暖，有虫吃，你可以天天去公园抓虫。”

　　可是我已经打听过了，带小动物进去，要先检疫，带着检疫证书通关。有些还得存在“关上”观察好长一段时间，派蒂不能活几天？又有谁会照顾她？连我教秘书打电话去问怎么带螳螂进去，人家都当她是开玩笑。

　　提到秘书，她确实给陈维寿老师打了电话，陈说他自己现在没有螳螂，会问问学生，又给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我昨天夜里打去，他说学生也没有，大概“季节该过了。”

　　我当时心想，难道在台湾，虽然四季都不太冷，螳螂也得按照那注定的生命循环交替的“时间表”过日子，如昆虫书上所说“以卵过冬”？我也想，是不是有些虫卵会像郁金香的鳞球一样，非得用低温催生不可。

　　三十年前，我从国外带了几个郁金香球回台湾，种了都不发。倒是其中有一个最烂的，原本要扔掉，被我老母以为是洋葱，放进冰箱好一阵子。当我把它“救”出来，又当笑话种下去之后，没多久就抽叶、绽放了。

　　坐在花窗前，我不再能凝神冥想，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总得注意外面的动静。草地上有没有黄蜂在飞？花上有没有蜜蜂光顾？很奇怪，好几次看见“蜂影”，在我的窗前一掠；等我冲出去，却不见了。

　　今天又是这样，一溜烟、一溜烟地出现“蜂影”，但都飞得太快，真是“来无影、去无踪”。突然想起以前杀死的那一窝蜂，也是进进出出，交通频敏，却快得教人看不清。对！说不定这里，也就是我的花窗附近，正好有一窝蜂，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穿起夹克往外走，决定去守株待蜂。

　　天已经相当凉了，尤其是午后，窗前的花圃落入梧桐树的阴影，就有了冬意。更讨厌的是，没了阳光，连飞虫也看不清了。

　　我相信黄蜂除了在花间穿梭，是慢慢飞，其他时间一定飞得极快。如同开计程车的人，空车找客人的时候慢慢开，客人上来之后就突然加快。有目标的人，快，而且少出事；没目标的人，慢，又易出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是不是眼睛有毛病，患了“飞蚊症”？明明看见一道黑影飞过去，为什么跟着又什么都找不到？

　　我开始探着步子进入花圃。这花圃原来不过一公尺，经过我一年年扩张，已经有三公尺半的“纵深”，至于“横幅”更有十公尺以上。

　　即使是自己的花圃，长久不进入，也会成为蛮荒。最起码有了蛮荒的恐怖感；怕什么怪虫跳出来、怕长了“毒藤（poison ivy）”，怕生了带刺的草。如同久久不联系的朋友，见了面，先得有一番“试探”的感觉。

　　许多一年生的草花，都已经凋零了。有些草花的种子，一碰就会爆开，好像会咬人的小虫。我顺便拔了几棵野草；在树林中，它们努力地长高，下面全不生叶了，长长的茎，有一公尺多，细细的，连着浅浅的根，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道理很简单，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它们根本自己不用“站着”，只要挤在树丛中就成了。

　　正弯腰拔草，突然耳边“嗡”地一响。一道黑影快地掠过，正掠过我的手，穿进树丛。

　　我赶紧站直，不再动，避免被出来巡逻的队员攻击，我已经确定——这里住了一窝蜂。

　　那是一种土蜂，也就是“黄夹克”，它们衔泥在窗根和墙缝间作窝。以前我不清楚，直到前两年，看到一只啄木鸟，啄我的窗棂，才发现上面一堆堆的黄泥，里面住了许多土蜂。现在我猜，又有了一窝。

　　我静静地等着，这一静，就天机乍现了。简直是一只接一只，在进进出出，而且一碰到我的窗脚，就不见了。

　　我跳出花圃，换个角度看，原来它们是住在我的窗子里。我的花窗是用铝条作“窗框”，那铝条是中空的，正好有一头露在外面，而且朝下，淋不着雨。这些聪明的“黄夹克”，居然就住在里面。真没想到，我天天在院子扫黑，其中有不少“主犯”，却出于我自己的门墙。

　　我冲回屋子，找出那瓶“杀蜂剂”。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开盖子。但是刚举起，又放下了。

　　我为什么杀它们？如果为了派蒂，杀死的蜂，身上全是毒药，根本不能吃。如果为了自己，它们从来不曾主动出来螫我，我又很少进入花圃。甚至可以说它们帮我传播花粉，跟我不是“敌人”，而是“共生、共荣”。

　　我现在要的是一只、两只，或每天收拾个一两只，好作出点成绩。何必把它们全杀死呢？何况这“杀蜂剂”罐上写着可能会腐蚀油漆类的建材，搞不好把窗子外面的白漆全腐掉了。

　　只是，我怎么抓这一两只呢？

　　如果把塑胶袋对准它们的洞口，飞出来的一定进入袋中。但这时若有回来的，八成要螫我。相反地，对着外面，很可能骗一两只归心似箭的，但窝里的千军万马，又必定立刻出兵，我不可能招架得住。

　　我该怎么办呢？

　　我走回屋子，坐在窗内静思。突然神清气爽，作出决定——不抓。

　　我发现它们的窝距离派蒂家不过三公尺，前些时那只被派蒂咬死的螳螂则是在窗上抓到，等于在那蜂窝的旁边。

　　我相信这里有着世世代代的螳螂家族在繁衍。它们都以这里为中心，向外发展，也在这里觅食。

　　我甚至想，必定有许多螳螂站在蜂窝门口，手到擒来，过一生。最早选择在这里生根的螳螂妈妈是多么伟大啊！

　　当然，那些蜂也很伟大。它们可能明明知道家旁住了“魔王”，却按时缴保护费，宁愿牺牲一些亲人的生命，来换取和平。

　　想起我在台北住的大厦，以前二楼开了一家赌博电玩店。大概怕警察，而在大楼门厅里装了一架闭路摄影机。后来电玩店关了，摄影机也拆了，好多住户居然怀念“当年”。因为那一阵子，大楼住户很少失窃，窃贼都怕被拍下来。

　　也想起纽约的小意大利区，居然是曼哈顿唯一能够夜半三更带着女朋友散步的地方。因为它是“黑手党”的地盘，谁敢在那儿作案，就可能躺在某个高速公路的旁边，或被绞肉机绞成狗饲料。

　　小意大利区开了许多雅致的餐厅、酒吧，保留了最原味的“爵士乐”，还开了一大堆画廊。

　　每次半夜，走在小意大利的街头，都觉得很像世外桃源，很幽静、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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