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54)_林达

五四

　　林肯从教养来说，是一个肯塔基人。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19世纪初期，轧棉籽机发明以后，南方棉花种植业需要大量黑奴劳动力，而法律已经禁止从海外进口黑奴，肯塔基成为国内黑奴买卖的输出中心。林肯的夫人出生于肯塔基州首府莱克辛顿的一户殷实人家，是一个有奴隶仆人的家庭。林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本性反感奴隶制，在私下里也一定表达过这种感情。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制度的政治家，他的公开的一举一动却必然服从政治的温度计。事实上是，传说中二十来岁的新奥尔良之行以后的二十年里，反奴隶制从来没有进入林肯的政治日程。相反，在讨论废除《逃奴法》，即蓄奴州的黑奴逃往自由州以后，自由州要协助奴隶主捕捉逃跑的奴隶时，林肯虽认为《逃奴法》很不公正，却拒绝投票赞成废除。他在私信里说：“我承认，我痛恨看到这些可怜的人被追捕，可是我却不得不闭嘴，保持沉默。”

　　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家是凭嗅觉来判断气候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公开政治表态的。反奴的气候不到，时机还不成熟，明确的激进反奴立场和表态，对林肯就可能是一种政治自杀。政治家不仅要有自己的良知，有出自这种良知的政治理念，他还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民众能够听得进他的话，愿意跟着他走。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言不由衷。这时候政治家的表现就像一个政客。

　　由于宪法在制度上把废奴的时间表留给了各州，也就等于承认了原有奴隶制存在的事实。北方反对奴隶制度的政治主流无从在南方推进。轧棉籽机的使用刺激了南方棉花种植业，也刺激了南方庄园主保持蓄奴制度的欲望。“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得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西部新开发的地方就陆续地要求作为新的州加入联邦。这些新州是否容许蓄奴，会影响蓄奴和废奴的政治平衡。北方要求新州是自由州，而南方蓄奴州却以“主权在民”为理由，要求让新州自行决定。而就严重缺乏劳力的西部民众来说，很多是指望用奴隶劳动来发展种植业的。

　　1817年，当密苏里申请以州的名义加入联邦的时候，在国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因为无论密苏里是以自由州还是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都会开一个先例，以后相邻地区进入联邦，也会照此办理，从而影响国会里蓄奴和废奴力量的消长。1820年，终于达成著名的密苏里妥协：密苏里州以蓄奴州加入联邦，而长期以来被南方参议员阻挡在联邦门外的北方缅因州，以自由州加入联邦，一对一保持双方在国会的平衡；同时，将密苏里的南边界，北纬36度30分往西延长，在“路易斯安纳购地案”范围内，将来加入联邦的州，在此线以北的，一律禁止蓄奴。史称“密苏里妥协”。

　　密苏里妥协给了蓄奴派和废奴派20年的平衡，奴隶制度在南方又太平无事地延续了20年。到19世纪40年代，大批移民来到密西西比西部大平原，美国进一步向西开发，进入了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显然，将会有一些新的州加入联邦。同时，由于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法规不同，民众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很多奴隶向自由州逃亡。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强化了《逃奴法》。在这个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明星，那就是林肯的政敌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主权在民”，是地方自治，是新的开发地的人民自己决定那儿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事实上，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民主”。道格拉斯的党，就叫民主党。

　　1854年，道格拉斯发动在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打破35年前“密苏里妥协”，强调的是“民众自决”。实际上是新开发州的白人自由民的“自决”。这样的“民主”诉求，不禁使人想起20年前，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在《美国的民主》里提出的“多数的暴政”的概念。也让人想起既赞同自由平等、又对民众始终怀有警惕的保守的美国建国者。这一法案在参议院以37:14的大比数通过，在众议院却以113:110接近比数通过。当时的皮尔斯总统，无奈地在法定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一法案，这说明行政的制约也没有起作用。

　　这一法案是政治家打着民众自决旗号取得的胜利。看起来是民主的胜利，其实是多数暴政的胜利。可是，美国传统的政治家良知在对抗这种胜利。这一法案萌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同时，北方以及南北边境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创造了新的政治气氛。在道格拉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原来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并不鲜明的林肯，顺应自由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忧心，站出来大声疾呼，利用同道格拉斯对抗的机会，登上了联邦政治的舞台。

　　在奴隶制问题的尖锐冲突中，林肯以前一贯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林肯出任第二任州议员的时候，还不到30岁，当时奴隶制问题在全国激发了大讨论，尤其在是不是允许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蓄奴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位于南北之间，却是在蓄奴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包围之中。林肯的态度是，依据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强令南方州废奴，但是联邦政府无疑有权在联邦管辖的首都地区禁止蓄奴，这无疑是符合宪法的。可是他话头一转，又说，联邦政府的这一权力，只有在“哥伦比亚特区人民的要求下”才能行使。林肯认为，自由州人民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维持联邦制度，为此，应该让蓄奴州自行其是，同时也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奴隶制，而是让奴隶制度“自然死亡”。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北方引起了对奴隶制扩张的忧虑。可是，北方多数民众当时也绝非要冲到南方去废除奴隶制，而是担心奴隶制在新州扩张之后，会逐渐扩张到北方来。北方民众中，很多人并不喜欢黑人，甚至恐惧黑人。他们反对奴隶制扩张，是担心自己住的地方因此会出现很多黑人。而南方蓄奴州的许多白人民众，担心和害怕的是黑奴一朝即被解放。

　　林肯看到了这一点，深知能够被南北民众共同接受的观点是什么。因此他公开提出的，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奴，而是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张。1854年10月4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林肯一生中第一次公开谴责奴隶制。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痛恨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本身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但是他又解释说，他对南方民众并无偏见，他理解南方人说的，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结束奴隶制度。“我当然不会指责他们没有做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如果我握有一切大权，我也不知道拿现有的奴隶制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让所有奴隶自由，然后送他们去利比里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可是他又说，立即把黑人都移民非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让他们自由后，必然要让他们在此生活。“那么以后怎么办呢？让他们自由并让他们在政治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令我不会这样做，即使我会，我们知道白人大众也不会。”他说，白人大众这种广泛的感情，是不能被漠视的。

　　在这里，典型地表现出了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两面性：他们既要以自己的正义的理念来引导民众，又不得不追随民众。林肯和杰佛逊不同，他不可能像杰佛逊那样超脱，只需洋洋洒洒地表达他的理想主义。林肯必须是务实的。一方面，他坚信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纠正这种错误是他作为民众向导，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他也得像他的政敌道格拉斯一样，承认主权在民，民众自治，他不能违背广大民众的感情和意愿。他比道格拉斯高明的地方在于，道格拉斯只向一方面发出诉求，而他在两方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种中间立场，他向两方面发出诉求。道格拉斯提出和促进“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利用“民主”诉求要求让新州自决是否蓄奴，只能取得南方蓄奴主义者的支持；而林肯提出让老的蓄奴州不受干预地“自然死亡”，同时限制奴隶制度扩张，既得到了北方州的支持，也能被废奴主义者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同南方蓄奴州的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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