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42)_林达

四二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个政党的大潮，也卷入了与此相关的党派纠葛。

　　由于政党是自然形成的，规则规范一开始显然没有跟上。大范围的、无规则的政党活动鱼龙混杂，言论行为都开始失控。政治观点的对立，很快走向人身攻击，开始恶性循环。费城会议上，虽然观点对立，激烈争论，却能够光明正大、以诚相见。可是今天，在大批民众参与的政党活动中，这种古典的传统氛围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为政治上的对手，立即就势不两立起来。假如说，人们还在试图把汉密尔顿和伯尔归作不同政治品格的冲突，那么，当我们看到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对立，看到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对立，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就会发现，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政治对立最后演化为个人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么容易发生。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是古典政治最后的遗风。这并不仅是指决斗这样一种习惯，而是在背后把他们送上这条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建国者们还站在时代的转化之间。政府官员的个人品格，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的绅士荣誉，就是个人品格的被认定。这样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们对绅士荣誉极度重视的态度。

　　即便是主动挑战的伯尔，也是在拿自己生命争回自己的荣誉。汉密尔顿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荣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惊奇的是，论及当时的状态，他们两人其实在政界都已经没有很大的前途。伯尔既失去了继任副总统的可能，也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又无法被联邦党人真正接纳。汉密尔顿离开公职多年，由于他和联邦党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乡纽约州，影响力也已经越来越小。可是，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于自己仍然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绅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第一批建国者们的政治经验，一开始是基于一个个“小共和国”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虽然设立了监督机制，可是在内心深处，美国的建国者们，还是会依据他们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从政经验，不由自主地预想着，通过选举是挑选出一批私德相对可靠的好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管理人员。因此，在宪法中才出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选举总统的条款，那就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时候，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而得票次多的人，当选为副总统。因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论，得票最多的人，应该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这样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组合吗？

　　在美国的第一、第二两届总统选举中，这样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实现，全票当选的华盛顿总统和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绅士，是很能够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这样的设置能够达到目的。虽然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历史过渡而已。华盛顿总统完全是一个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实非常不适应在党派对立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着的种种弊端。他虽然两次以全票当选为总统，可是，华盛顿在第一次任满时就不想连任。混乱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懒。也正是大家认为，除了华盛顿，没有其他人能够稳住和平衡最初的这阵混乱，才力劝他连任。任满两期，华盛顿说什么也不干了。

　　1796年，华盛顿的离任是美国古典政治结束的第一个信号。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全票当选”这样的事情了。党派两分，选票也两分。华盛顿的副总统亚当斯，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了联邦党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且当选了总统，可是，他已经不是那么胜券在握了。亚当斯比副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只多了三票，而且，他们两人分属对立的两党，观点对立。

　　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美国人终于发现，在政党政治之下，最可能的情况，是得票最多和次多的两人，分别是对立两党的领袖。谁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样对立的总统和副总统，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什么合作的好搭配。就这样，到1800年大选，党派竞争更为明显了，现在成了分属两党的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在竞争下任总统。而年轻的共和国，不仅监督机制没有完善，党派兴起之后，运作的规则也还没有建立。在这个开放的政治大舞台上，许多人或许出于政治热情，或许出于权力的欲望，开始对他们的政党领袖推波助澜。1800年大选演成了一场相互攻击的轩然大波。

　　在联邦党人一方，汉密尔顿在大选前，突然写出一本五十几页的攻击亚当斯总统的小册子，在国会的一些议员中散发，并且很快被对手党拿去在纽约出版。这使得联邦党人产生分裂。

　　亚当斯可谓是代表古典政治理想的最后一人。在竞选中，他没有做任何私下的操纵，去煽动舆论反对自己的对手杰佛逊。他甚至遵循古典政治运作的原则，认为自己为自己宣传、评功摆好的竞选活动，不符合一个绅士的道德观。他告诫门罗，不要把他的名字和这些竞选活动联系在一起。在1800年的大选形势下，有些人甚至认为，亚当斯总统如此“过分天真”，正是他“落后于时代”的表现。

　　相反，亚当斯的竞选对手杰佛逊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时代。他参与了竞选中的种种活动，有的还算是光明正大，有的已经不是古典政治风格了。最终，这一切深深伤害了亚当斯和杰佛逊从争取独立时代就开始的私人感情。

　　新建的总统府开始启用。1800年11月1日，亚当斯总统在没有通知下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仪式，自己搬进了后来被称为白宫的地方。刚巧在场的两名官员和几个工人迎接了他。第二天，他给妻子写信，第一行是：“华盛顿市，总统府，1800年11月2日”。然后，他写道：“我请求上帝赐福于这所房子，以及此后的入住者。但愿从此只有诚实和英明的人，才得以住在这个屋顶下，管理国家。”

　　这个时候，亚当斯已经读过汉密尔顿写的小册子，也看到了两党互相攻击中种种恶语相向的情状，他差不多知道自己马上就将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写下的，是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一个古典政治家，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理想，在白宫留下的一个纪念。

　　此后的故事，我前面已经讲过，汉密尔顿在大选前夕造成联邦党人分裂，成为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落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支持联邦党人的纽约州，倒向共和党候选人。结果，亚当斯落选，杰佛逊和伯尔因两人票数相等，谁当总统，相持不下。众议院在经过三十六次投票，才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而汉密尔顿由于支持杰佛逊，也因此和副总统伯尔加深了怨恨。

　　1800年大选，给了美国政界很深的影响，现代政党政治已经事实上成为民意集中表达的一种渠道和主要方式，可是它还远远没有规范，还没有发展出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

　　1804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在选票上分开。也就在这一年，汉密尔顿和伯尔进行了这场决斗。1804年的宪法第12修正案，为美国古典政治时代的远去，发出了第二个信号，而两个绅士政治家为荣誉而决斗的枪声，成为它的一个回声。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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