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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进宫”(2)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掰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a“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大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上四个扩音器,在收封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杀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台湾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台湾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封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封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五十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封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相走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剥,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面,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公尺,宽一点八公尺,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运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三点前就起来了,六点五十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九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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