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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没什么要紧事，真有，他们会打电话，或者干脆不说。信都是让人们在茶余饭后看的。你要是担心有什么要紧事，你拆开来，念给我听。” 　　“你的信，我不拆。再说是你家的信，要紧事也要紧不到我头上来。” 　　“不拆算了。那就先放在你那儿，我有空再去拿。” 　　唐敏想干脆把信送过去，晚上餐馆快打烊时，她上餐馆找董浩。老板说董浩去别的地方干了。 　　“到哪里？” 　　“不知道。”老板不知怎么的，冒出一句，“他是在这里出生的。” 　　唐敏当时没有听懂，笑：“他是大陆来的。” 　　老板说：“他是从这里学会生活的。” 　　与唐敏找他的同一时间，董浩正行驶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 　　在美国这么多日子，他只在一个地方呆过——中餐馆，整天就是宫爆虾、甜酸鸡、葱爆牛肉。他已经是个跑堂的老手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什么时候可以偷懒。那是没有思想的日子，早上十一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生活很简单：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两条短裤。一开始还有委屈，有斗争，有困惑，现在麻木了，什么感觉也没有。白天打工，晚上回家看中文录像带，一二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又是打工。打了半年工，他从科长打成了工人大哥，被社会教育得任劳任怨。惟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晚上数小费那一会儿，觉得吃点苦还值得。一个月赚二千多美金，只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别说他了，就是餐馆老板都没意思。现在这家餐馆老板是个香港人，腰缠万贯，却开着破车，穿得像个捡破烂的，每天干得灰头灰脸，也要求别人干得灰头灰脸。有一天，老板的小孙子来店里，问：“爷爷，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不吃店里的菜了？”上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潇洒不起来。 　　“回不去了。”董浩常听人这样说。起初不理解，现在才体会出它概括了一个中国人对命运太多的顺从和不顺从。在美国，生活上又能把人苦到哪去？只要你努力，生活都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比较普。他羡慕餐馆里的几个墨西哥人，知足而肯干，开着大大声的音乐，快乐地扭着身子洗着碗。他就是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多个思想，事实上他忍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思想。与他同室的是一个作曲家，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谈，女人、钱、身份，就是不谈思想和艺术。有一次，音乐家对他说，他不敢谈音乐，音乐太精神了、而他现在连物质都没有保证，离精神太远了。 　　他的车子行驶在公路上，看着灯光闪烁的城市，突然间感觉很难受，这是人家的美国啊，我在这儿干吗？外面的世界变化得这么快，我就在餐馆里进行重复劳动。来美国近半年了，得失寸心知。 　　他明白，是应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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