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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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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正忙，要赶着发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么什么？”我没听清，再问时，他老兄早把电话挂了。直到第二天清早，我才从报纸上看到印度总理甘夫人被杀的消息。 大概是长期紧张过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都不太好。他几乎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这么一副形象：低垂着头，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狼狈地挂在脑门上，一个肩膀上胡乱地搭着件外衣，一只手晃里晃荡地拎着皮包，拖着沉甸甸的步子，摇来晃去地朝我的校门口走来。直到我迎过去叫住了他，这才如梦初醒般疲倦地对我笑笑，用全无底气的声音问个好，往往还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他却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外语（除了中文还有英文），而且学得很用功。他每次来上课都必定带着自己忙里偷闲写出来的中文作文请我批改。这些作文，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四五百字。一篇篇都写得认认真真，找不出一点敷衍了事的痕迹。 对我来说给田村上课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当深（他在大学时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进行交谈，还能把许多我喜欢的中国近代小说作为学习的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他在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是与我思想最接近的一个。 记得头一回跟他见面，他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最钦佩李大钊先生，十分赞成他的思想。”一个日本人居然讲出崇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的话来，不胜惊讶之余，我确实感到大大的欣慰。就仿佛一只生活在鸡群里的鸭子，突然一天发现了一只自己的同类。而事实上，我们的每一堂课也从来离不开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的畅快交谈。 每当我给他改完了作文，打开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开始边读边讲时，他总会顺着小说的内容让我告诉他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怀啦……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回顾，红卫兵运动，斗争“走资派”，大串联，揪刘，武斗，“二月逆流”，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早请示晚汇报，八个“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林彪事件，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垮台…… 一般来讲，我不喜欢跟人轻易谈起这些，太痛心！没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这一切。但我很爱对田村讲。因为他那双静静地透过厚眼镜片射过来的目光，在不断地告诉我：他懂，他理解，他跟我同样为中国这段曲折历史而激动不平。而我则象是好容易抓到了这么个高谈阔论的机会，滔滔不绝，好象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话说得这么痛快过。 没有漂洋过海的人大概很难会体会到，一个人在海外若能遇上个思想，精神，政治上的“谈伴”是多大一种精神解脱和享受！ 田村在课上讲得不多，但也常讲——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种种有关日本的问题。他讲起话来慢变斯理，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仿佛坐在他对面的我只是个不足挂齿的黄毛丫头。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喝酒。”一次，田村在回答我的“为什么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饭”的问题时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图逃避，或者干脆有了外遇。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原因不在这里。首先这是一种社会交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桩买卖，在公司的办公桌上也许达不成，可到了宴会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种润滑剂，能使本来卡住不动的东西运转起来。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想借此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日本人工作时的紧张程度在世界上堪称第一，这你知道。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却往往受着压抑，这你却不一定了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业，特别是那些创出了名声的，内部都有铁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上级，你只有服从的权利。让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只能‘是！是！是！‘弯着腰，挂着笑。如果碰巧让你干的与你自己想法一致，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满拧，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自我克制对人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莫大折磨。你们中国人有’提意见‘一说，有用也好没用也好，总也是个出口气的途径。可在日本，除非你自己辞职走人，作为一个下级，除了在自己心里窝着，憋着，压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天下来，若不到酒馆去麻醉麻醉自己，或邀上个好友借酒发发牢骚，吐吐闷气，心里的包袱就卸不掉。”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为什么非在外头喝？” “在家里受老婆限制，又影响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对家里人说。”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电车上，路灯下都能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人。在日本，难道心里不痛快的人真有这么多吗？” “确实。”田村重重地点点头：“日本人本来心胸就不开阔，而各种各样的矛盾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国人不一样，什么都明朗化。” “那么你呢？工作时也常常不痛快吗？”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是啊，常常很烦，总跟上司的想法不合拍。”他搔一搔光光的头顶：“但是只好忍着。”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单位试试呢？既然自己有能力。” “唉，到哪儿都一样。再说已经在《朝日新闻》干了二十多年了……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当几年驻外记者。真的，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机会去的，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不是鼓励他，而是真的这么相信。 又过了不知多久，一天他来上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次中文课，很遗憾。” “为什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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