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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没关系！”他反倒满不在乎：“只要咱们每个人再加一把劲儿！”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里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反情况说得=严重。 　　“那就再招人来呗！” 　　“招不来的话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他十分自信地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就算一个人都没有，光我自己。也要干下去！”声音不大，但一股坚韧的力量从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射出来。 　　“你们俩在谈什么呀？这么亲密！”铃木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我们在谈什么时候去听你的巴赫演奏会。”店长打趣道。“咱们还是先听听小陈唱歌吧，轮到小陈了。”铃木带头鼓起掌来。 　　唱歌？我还真还做这个思想准备。这里要是有一架钢琴多好，我对弹琴要比对唱歌自信多了。款…… 　　“欢迎，欢迎！”老板把两只肥胖胳膊举得老高，拍着巴掌。这可把我难坏了。日本歌，不会唱。中国歌，全忘了。然而不唱又显然是不行的。 　　“我，我唱什么呢？”我多么希望他们饶了我。 　　“唱什么都行啊！”大家一致说。 　　“日本歌，我还不会呢。” 　　“就要听你唱中国歌嘛！” 　　“中国歌……唱什么好呢？”我拼命搜肠刮肚。 　　“唱什么都好！” 　　“唱国歌唱也行！”大上君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在这种场合唱国歌是不合适的。但他的提醒却使我脑海中飞速闪过了那激昂的歌词：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前进行，前进进！” 　　我突然想放开喉咙对着祖国的方向高喊： 　　“起来吧，祖国！ 　　前进吧，祖国！”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儿潮湿，喉咙也象塞进了一团什么东西。然而，缓缓地，轻轻地，我唱起来了： 　　“……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 　　第十一章　篱下 　　身居海外的人常爱用“寄人篱下”这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日本以后，我多少也算是领略了一些“篱下”的滋味。这种滋味说透了，其实就是感觉受到某种无形桎梏的不自由的困苦。所谓“桎梏”，有时可能来自人为，但也常常来自另一个国家，民族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或社会习俗。 　　别看中国和日本仅仅一水之隔，坐上飞机用不了两三个小时，可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上却天差地别般地不同。 　　比方说“吃”，中国人是讲究实惠，首先从好吃，从增进食欲出发。而日本人则是营养价值第一，好吃不好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顿饭（早、中晚饭还各不相同）要向身体里输送多少维生素，蛋白质，热量……。为此，他们不但鸡蛋，牛奶，鱼，蔬菜全都生着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饭更重要。 　　我们中国人买菜，做饭，即使再没钱也往往不失“气魄”。买菜一买一大堆，买肉一买一大块；买水果一买一大筐；盛饭一盛一尖碗；盛菜一盛一满盘；盛汤一盛一海碗。日本人却完全相反——不管多麽有钱的家庭，他们买也好，做也好，吃也好，都是一小点儿一小点儿的。表面看去饭卓上盘盘盏盏挺有气派，可仔细一看，个个都不过是一个碗底儿（更夸张些说是一口）的量。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接近小气、抠门儿了，可他们恰恰认为这样才显得有修养，有礼貌，又雅观。 　　那时候，我经友人介绍住在一个名叫川崎的三十多岁独身女子家里。她是个幼儿工作教育者，为人十分忠厚老实。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我的接待也是尽心竭力。可是我，却自始至终被那种桎梏着的感觉苦恼着。 　　当客人，如果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可能不失为一种享受；但如果长期地当下去，“客人”由一种临时称呼变成了固定身分，那就很可能变得不能忍受。一天两天地日本式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顶多一两），可能还觉得没什麽，甚至蛮新鲜。但要是一天接一天的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问题就来了。 　　那时候，与日俱增的饥饿感和对日本式饭菜的厌恶感恶性循环着向我进攻。又饿，却又讨厌吃；越讨厌吃就越饿。获得做饭的权利竟成我了的一种奢望。其实要在中国，客人做做饭并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可在日本（至少在川崎家），客人就是“吃饭”的，做饭只能是主人的职责。无可奈何，我不得不一天天强作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吞下没有一点儿滋味的煮南瓜，炸白薯，炒老玉米豆（这些在中国被当作主食的东西，到了日本全成了下饭的菜，而且其营养价值被吹得神乎其神）；不得不把明明需要装三两米饭或四两面条的胃缩小二分之一；并且不得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把裤腰带勒了又勒，三四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是耐着性子干等川崎回家起火做饭。 　　到味道园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觉得最难熬的一段。日语学校的课每天都是下午4点结束。我却害怕下课，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处散发着寒气的幽暗屋子里几个小时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静得如同坟墓般的空屋子里听窗外呜呜嘶叫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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