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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所有的佐料，我们每个人都要三份。” 　　“是？！” 　　“茶水要凉的。我们不用茶杯，用大啤酒杯。给我们酒升里全装满冰块。” 　　“是”。我退出来，不由得用中文连骂了两声讨厌。这叫什么客人，杀气腾腾的。餐巾要一打干什么？就算一个人围两条也用不了一打呀。佐料每人三份，他们使得了吗！……这哪是吃饭？一股情绪涌上来了，我已无法运用理智调动脸上的笑容。我跑下楼去找店长，非要求换人。店长莫明其妙地把铃木调到楼上以后问我： 　　“到底怎么了？” 　　“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看着他们不象好人。” 　　店长哈哈笑起来了：“他们都不坏。以前是拓殖大学的学生，常来的。” 　　怎么说也没用，我看着他们就是不对头： 　　“他们凭什么要餐巾一打，要小碟子要一摞，要佐料要一堆？使得了那么多吗？” 　　“他们当然可以要，随便要多少。他们是客人嘛！” 　　“客人就这么不客气？” 　　“怎么叫不客气？他们是花了钱到这儿来吃饭的呀。” 　　“我不懂！要是我的话，就不给他那么多。吃饭嘛，又不是吃餐巾，吃碟子。” 　　“你呀你呀，这里客人就是主人。你要根据他的意志办，不能叫他根据你的意志办。你的想法怎么老是……跟我们拧着呢！” 　　那几个客人吃完走了以后，我上楼去收拾。果不其然，小碟子也好，佐料也好，很多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而餐巾除了在半打根本没动以外，还有好几张，你说是用了，却干干净净：你说是没用，却又揉成一团…… 　　作为饭店的服务员，与各种各样的来客交谈是常有的事。尤其我胸前那块姓名牌明明白白标志着我是个“老外“，于是更引得客人们喜欢我拉话。 　　“你不是日本人？” 　　“是的。我是中国人。” 　　“哦，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香港来的？” 　　“都不是，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毫无例外地，他们都会顿时睁园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就仿佛我是个“天外来客”。我不由地笑了。对方的惊讶使我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神往与敬仰。我觉得光彩！ 　　从“北京”这两个字开头，一连串的提问便会接踵而来： 　　“万里长城究竟是什么样的？” 　　“北京冬天很冷吗？” 　　“中国人是不是男女都穿人民服？”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武术？” 　　由此，他们叽哩咕噜地说起： 　　他的某个朋友曾去过北京，爬上过万里长城啦…… 　　她的哥哥的所在公司是专门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啦…… 　　他们家存放着一个从中国买来的工艺品啦…… 　　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到中国去看看啦…… 　　不论在哪儿，只要听到别人谈我的祖国，我就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中国的一切都形容得十分美好。我巴不得让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发生兴趣，产生感情，让每一个人都爱上中国。 　　“你们确实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真的！那里有古老的文化，还有秀丽的山水。就说那万里长城吧，那可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奇迹呀。你只要一登上长城，哎呀呀呀，啧啧啧，那种感觉，十分壮阔的感觉，真是没法形容。不去实在太遗憾了……”这种宣传，常常能使我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满足。 　　有一天，一了两位台湾的客人。开始我并不知道，开菜时其中那个男的突然对我讲起了中国话： 　　“你是中国人吧？” 　　“是的，你也是？”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到这儿好多年了。你呢？我看你有点儿象大陆的。” 　　“对，我是北京来的。”我打量了那个男的一下，约摸四十岁上下，干瘦。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女的还年轻，浓妆艳抹，戴着假睫毛。 　　“你怎么居然能出来？大陆那边不是卡得很死，不让出来吗？” 　　什么“大陆”，“大陆”的，听着就别扭。 　　“不，现在国家鼓励留学。”我冷冷地回答了一句。等我再去给他们上菜时，那男的又开口了： 　　“还是出来了好，那边呆不得。你们那个文化大革命闹得叫什么！老百姓又受苦又受难……”仿佛谁在用钢针扎我的耳朵，我不能再往下听，一扭头走开了，心里一阵热辣辣地难受。 　　那两个人吃完临走，男的特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来，咱们交个朋友。我也姓陈，在台湾航空公司驻东京办事处工作。你什么时候想来台湾投奔光明，给我打个电话，坐飞机免费。”他龇着牙一笑。 　　甭跟我来这一套！“嚓嚓嚓”几下，我将那张名片扯成几块扔进垃圾箱。说实在的，自打来到日本，结识的“台湾同胞”不下几十，而象他这么可恶的还真是绝无仅有。 　　跟客人打交道，真是什么样的事儿都可能遇到。后来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客人爱着一个从中国来的女留学生，可那位姑娘一直对他很冷淡，他为此非常苦恼。他和好朋友到味道园来吃饭，当知道了我也是中国留学生，就象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地到味道园来——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向我倾吐他一肚子的苦闷，希葵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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