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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盲流

人欲的止境其实是一介高深莫测的沟壑，山门一开，多半只进不退。 　　多年不见的北京给我一副素昧平生的感觉，触摸上去虽凹凸有致却总也不实。如今北京的饭店服务员已经泰半由外地人接掌了，当年被称为“盲流”的流动人口不期然果真在北京找到了接合口，这实在也该是顺乎民意的天算吧。才一回来与朋友坐在馆子里吃饭时听到前来抄菜单的小姐操一口莫名其妙方言，还觉得诧异不已，遇到得多了才知道已是大势所趋。这些外地小姐们在北京挣钱，每到年节时回乡省亲，一番之后又回北京，这种循环往返已经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新秩序”了。有一天在朋友开的饭店内看到其手下一位来自河南的主事女孩正要回乡，那女孩在火车临开的前一个半小时才在店内换下自己的工作衣。我看着她从里间厨房中头戴一顶大红八角帽、通身颜色绝不搭配地出来，向我的朋友简单告别了一声就出门了。街灯下，我看着她拦住一辆“面的”乃去，心中不免恍惚起来。 　　在美国的中国人也是这么挣钱的。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来自世界的新移民于本地人而言就是铺天盖地的国际盲流。多数的盲流深具属于自己生长地域的特殊秉性乃至嘴脸，进入美国后靠干一些美国本地人不屑一为的事情起步，逐步换取在异域的荣华富贵之类。即使是日后得以“融入美国社会主流”的人等，早在初抵草创时期的多年岁月中也是不能免俗。 　　这些人由于对物欲的抵挡不力进入美国，自找富裕和心酸。国际盲流中也有人的确是靠着改换周遭生存环境及精神生活品质等信念而出国的。但一旦人到美国，这一些环境与品质的道理与“物欲”观念相比，都会现出远不成气候的原形。也就是说，有的人是先明白自己的物欲与出国之间关系的；有的人则是后明白的。而不论先后，总是会明白的。我基本上不相信有单纯是因政见不同而进入美国久居不去的人，因为这些郑重之士大可以往热带之类荒蛮清静绝无政争的地方迁移。不去热带，就还是在“揣着明白装说糊涂”。 　　在美国想明白这些之后，内心悬浮，同时也就明白了自己一旦离开了祖国，其实离开的是一个支架。就我及与我类似的人而言，离国多年之后，我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再以支架上的一个载体自诩了。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去年回国，被原工作单位邀去“谈谈感想”。他当时开腔的第一句毫无疑问地就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故乡。”我的朋友说他的话音还没落时，台下就有人大声地甩上来清晰的一句：“想？怎么还不回来。” 　　这也就是如我之类整整一批中国人的尴尬。非但如此，现下世界范围内的越南人往香港走，马来西亚人往新加坡走，其实都与如我之类的中国人在走法的目的及程式上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不谈物欲，又不免过于虚张声势。 　　在尴尬方面，居美的一些台湾侨民早年间就对这种无处归类唏嘘不已，在此将这些啼嘘一说，全当一面镜子。当年的国民党人在撤进台湾岛内之后，党军各界以及举凡是自大陆随同奔至的人儿及家眷一概被台湾本地人冠以名实相符的“外省人”统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选择定居美国，又被黄毛蓝眼们统称为“外国人”；再后，台海两岸戴着皮手套开始握手，这些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纷回自己的“省”内寻根，不想又被哪怕是同出一脉的血亲统称为“台胞”或“外侨”。多年来，这些在各种统称中无以为“内”的“外人”们游离于各个支架之外。白天里，他们中的文化中坚早几年还会写些文章质疑；黑夜里，这整整一批和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在名份上都不具牵连的人想不通了一辈子。 　　在美国，但凡重要一点的联邦及州政府工作都必须是由美国公民担任，中国男人熟知的FBI一类通被囊括其中。 而且这类对“外人”没有缘由的不仁甚至于无处不在。华人在工作升迁中的“玻璃天花板”问题（也就是华人在晋升过程中总是遭到本地人排挤的问题）就曾在华人社区中被自作夸张地由几代人持续探讨。在仍责其不公的今天，躺在北京回头试想，我们是否也能普遍地让外地背着铺盖进京的民工统辖我们甚至我们几代的苦心经营？ 　　这也算是目下国际流行的“移民情结”给几下里带来的大不便吧。 　　有一天，在美国呆了将近八年、曾在中国国内大器早成的一个人物仍谦虚地说自己还是准备回中国去“当公众人物”，我低头看着他的美式厚底牛皮鞋羞愧万分地回说：“你或者干脆放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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