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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美国说

1994年7月间，我在中国出了一本名为《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的纪实作品，此作品集是我将自当时起往前数上五年的美国华文记者生涯的全部眼见，纂撰成书。 　　书出之后，风评不恶，这使我对中国读者阅读接受能力的忧虑全然释放。也想在这里多谢各界读者的厚爱，很多很多满含感激的内心情绪我多半说不出口，也只好请厚爱于我的读者于简单的字里行间自去体会了。 　　现下这书又开始印了第五版，这一切都是当初我在纽约大半年枯燥的写作时光中所无从想像的。我在写这部多达30万字的东西时，每天还要繁忙地在全纽约奔走采访，我所任职的那家电视台是个样样求好、事事从严的地方，工作的诚惶诚恐中，再加上这部作品的写作疲劳，真能使人迅速疯狂。这本书其实还可以写得更加精细而有光彩，但在诸多杂乱的情形之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很多很多的事，就都只能在今日的灯下遗憾了。 　　书出之后，家里托人扛到美国几十本，第一版的封面设计让我手脚冰凉，把这些书们远远地堆放在书房的墙边，黄绿黄绿的一片。 　　书才到的几乎每个晚上，我在入睡前都会在床前灯下打开它，翻看几页，这种时候，一些关于我以往在美国生活的艰辛和甘甜齐涌而上。我想起才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就去了《美东时报》做记者，想起当时连地铁都不大敢一坐的我第一天上班时的情景。 　　那天按图索骥地找到报社办公室的时候，和报社社长握手相见，说出了一些新人乍到必说的一些话，也感受到了一点客套。这之后我才在被告知是划给我的桌椅前坐下不到一个小时，该社长就不再客套地说“你是该采访新闻的”。我当时木木地盯着他看，心虚地问了句：“我该采访哪些新闻呢？”该社长返回头脑来木木地盯着我说：“自己出去找啊。” 　　我所有关于美国生存的艰辛在那一瞬间即告开始，那个时刻，我的书包中正揣着一张廉价的小型纽约地图，上边用红蓝原珠笔勾划得斑斑驳驳，我没能告诉该社长的是我连找到报社的门都摸了好几个小时，一路上问了三个人。 　　那时正是中午，肚子开始大饿，又极端舍不得花上四五块钱叫一份中餐外卖来吃，耳听得办公室内才见过面的同事们桌上盘盏叮铛，心里就猛然泪流满面。 　　我对于我所谓“真美国”的积累，就是从这个饥饿的中午开始的。 　　此书出后，听有风评认定这是一部揭露了美国社会阴暗面的书，对在中国人中清除崇洋心理有着重大意义。身在远处遥闻此评，我则大不恭敬地不敢、也不想当。 　　我在这本书中所有想讲和想表明的，只是两个字，那则是尽我可能地描写“真实”。在我看来，近三五年来中国的留洋文学大多停留在真假难辨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之上，这种称谓超级复杂的作品给中国读者带来的不知是“自传”还是“文学”，展现的只是虚实不明的个人故事。在这种意义上，依照这种“文学”而图认知美国社会的中国读者其实哪一次都没能把美国的真髓摸清。 　　我则想玩一回真的，不想蒙人。一些中国人一到海外就称说自己是国中名人，我在海外当记者多年，看进太多虚伪自诩；而另一些中国人一回故国又编说另外一套海外故事，因了这重意义，予以注目的人就被搞花了眼。 　　这样一些“段落”也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在才一开始炮制，我自己给自己预制、时时恭立在侧的戒尺。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给人的印象竟是“揭露”或是“鼓吹”，那则均是特定读者对这种真实认知尺度自造的偏差。 　　自然，如果说一本书断是要给人以一定的宣传效果的，果真有的话，果真不是我的原意。我的原意是，我见，我写，你读。换了你来写，如果你也崇尚真实，出手的东西一定和我如出一辙。 　　在海外生活多年，而且也由于年事渐长，我已不再对自编花环感到有趣，就好像我在几年前才到电视台工作就发现自己在电视屏幕上的影像与生活中的我有着天壤之别，从那时起，我开始变得特别认命，每回轮到我采的新闻该需要做“STANDUP”（电视新闻记者新闻片头出镜）时，我多半会将其变换成其他的镜头形式。这虽可算是一种认知的境界问题，但也是一个现实残酷，嘴硬的结局仅只是嘴硬本身。 　　“打掉黄牙往肚里咽”的事我没什么兴趣，我更没兴趣制造一种美丽把你也煽起情来，而有天你真到了美国，轮到你则也要被“打掉黄牙”了，你会措手不及。这不是为朋友之道。 　　我先告诉你一个真美国，请你先想好自己“牙齿”的价值。这是因为，你我是亲人。多少次，我想像着我的无数亲人们读完这本书之后长抒一口气的姿态和心境。 　　“亲人”这一概念相当怪异，在家门口时常就会肩肘相撞，但到了远的地方，则是一层浓浓的情愫，不能改，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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