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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突然传来了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俱乐部仓库的小木门被推开了。三个小伙子见了我，惊诧地盯着我，我也同样惊诧地、有点不太好意思地盯着他们。毕竟是我，闯到人家这儿来了。其中一个大个儿看样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阔脸盘上沾满了黑灰和焦炭末，一双小小的眼睛使劲瞪大着。他显然是把我当成贼，对我愣头愣脑地嚷嚷：“你是谁？怎么钻到我们这里来啦？”边上一个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带着一点浮肿状，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小伙子（沈加蔚无论什么时候，70年代还是80年代，总是一概不变地穿着那套黄色军服）拉了拉大个子说：“别把人家吓坏了，说不定她是师里的大干部，来咱们画室搞视察呢！”说罢，他故意咳嗽几声，作立正状。他那黄军裤上被扯破一个大口子，球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墨迹。我看了看他俩，他们都属于那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转向第三个人，他没在看我，正盯着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开的日记本。我心里很慌乱，真像做了贼一样，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对不起，”我说，“我是来找水喝的……我是师部医院的，路过这里。”我看着那本日记本，本来想说“我翻看了这本日记”，但终又不敢说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时，他抬起头来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站上第一次遇到渥伦斯基并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个屋子顿时更加明亮起来，而那被浓密的、长长的睫毛掩盖的眼神，更有一种对一切女孩子来说得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视他，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凝视我。“一定是他的日记！那秀气的钢笔字迹，那字里行间的风格，和他是多么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师部医院，是看病的？还是管人的？”他说话了，口吻轻松，既脆亮又浑厚，像多明哥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是内科医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们医院，保卫科、宣传科、人事科、组织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从基层连队或团里调上来的，但上海知青当医生的，只有我一个。 　　“怎么，你们也去过师部医院吗？”我问。同时奇怪为什么这三个画家都满面尘埃，衣衫扯破，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似的，“你们从哪里来？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 　　“小挂彩。”大高个子说着，把外衣脱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厂着火了，来师部要人灭火，一时拔不到什么人，我们仨到后勤部要了辆马车赶去了。火势真凶得很，幸亏是在烧仓库里的几十吨糖，没烧着人。我们一边泼水一边从火里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时，师里又送来一个连队的人，不一会儿就扑灭了。瞧，虽然没烧着，但手被焦木板划破好几块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驳的血迹。 　　“你叫什么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个子带着不可掩饰的骄傲自我介绍。“林斌，你要立即包扎！立即打破伤风预防针！懂吗？”我又问边上两个，“你们有没有伤？快让我看看！火灾时的焦灰和铁锈末儿钻进创伤皮肤，是最容易引起破伤风杆菌侵入的！”果然，瘦个子和日记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红肿、血迹斑斑。“你们都在这儿别动，我立即去医院取纱布和破伤风针！”我真怨自己在偷闯他人之室的慌乱心虚中，竟没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个救火归来的伤员！ 　　我一路小跑冲到医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药房取了注射针便奔回俱乐部。 　　在包扎、打针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齿有点往外突出的小伙子是沈阳人，叫沈加蔚。而那个一眼望去才貌出众的，叫于廉，不用说，从日记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学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我一面包扎，一面问他。“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楼吗？我们就住在那后面的一幢大楼，叫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我知道，我经常路过，看见小轿车出出进进的，不是寻常百姓人家……怎么？看来你是上海哪位大干部的千金了，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着伤口，问我。 　　“我不是什么大干部的千金，也绝对回不了上海。”我说，“只能在这里给死神当助手。” 　　“死神？什么死神？”林斌叫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刚才你讲的什么破伤风杆菌，还真怪吓人的。我小时候一个同学就是爬篱笆摔下，被铁丝网勾破了一个小口子，不几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诉我们，刚才打的这一针管用吗？还来得及吗？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了血液怎么办？”看到林斌这副惊慌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说：“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入血液的话，那就要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身上任何一块肌肉有抽搐，请马上到内科急诊室来找我。” 　　将三个人包扎、注射完毕，我说：“我以破伤风杆菌的名义保证，今天这针，既拯救你们的肉体，也拯救你们的灵魂。”说罢，我抬起头，欣赏着面前这三个刚才还是陌生的、现在却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林斌甚至跳了起来：“该死，手指头上都缠上了纱布，怎么画画？” 　　我说：“你们几个的伤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两天之内一定恢复。” 　　“两天不画画？” 　　“两天不画画。” 　　一阵叹息。是于廉的叹息，林斌的叹息，沈加蔚的叹息。“当生命之星熄灭的时候……”于廉突然轻声地、像朗诵般地、带着沉思的语调说道，“米开朗基罗对前来帮助他忏悔的萨尔维蒂红衣主教说：‘在我刚刚对艺术有点入门时，我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着说：“达·芬奇，作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临死前说：‘我从未完成一项工作。’”林斌讲：“雷诺阿临死前，对病榻旁边陪守他的人说：‘请拿一支笔给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间去找笔，在他匆匆地拿着一支笔回到床边时，画家已经断了气。” 　　又轮到于廉，他说：“科罗临死前，嘱咐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绘画。’” 　　这三个人在讨论“死”时，对画的深厚恋情，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这三个人——北京的、沈阳的、上海的——从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博学、多才多艺和想象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风，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着我寂寞的心。而于廉，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起来的微妙的感觉，就像磁石对铁产生的吸引力一样。我总想常见到他，而每当我往俱乐部的小屋走去时，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羞怯、渴望和骚动不安的情愫，而在见到他时，又立即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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