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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我深深叹了口气，转身正要离去，一个尖亮的女人的声音从窗口传出：“她来干嘛？！”我侧身抬头，只见她从窗口伸出头怒吼着：“哼！你不是很欣赏她吗？为什么不和她结婚？！你当初就不该来找我！……看人家回东北就一脚踢开，势利鬼！”接着我听到“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在一片哭叫和嘶喊声中，我快步地逃出了四川北路弄堂。他的心绪越来越恶劣了，他到外贸大楼医务室来找了我几次。打印之后寄往几家电影制片厂的剧本都被退回来。一是由于傅雷的原因——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一部关于傅雷的电影或小说问世，只有一本傅敏编撰的《傅雷家书》。第二当然是由于裴阳自己，他还在审查中，没有人愿意冒险用他的稿。裴阳无可奈何地引用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其实那时我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好，现在我也不像人家想象的那么坏。” 　　绵绵无尽、遥遥无期的审查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和每一根神经。从1976年到1983年，整整七年时间，为了那份没有执行的红头文件，没完没了地问话、交代、检讨，加之每天带惩罚性质地在图书馆清扫地板、擦书橱桌椅，使他快要崩溃了，而他那时连个党员都不是（虽然文件中明确指明要突击发展他入党，以适应新的身份）。他说：“我懒于抛头露面，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如果说那时我有过激动，那是从少年起就养成的一种理想在激励我。谁任命我，为什么任命我，我根本不知道。那时我正在专注于翻译《论语》，学校的政治活动能推就推……一股力量把我推到浪尖，连一分钟都没有停留；现在另一股力量又把我卷入海底，一下子就是令人窒息、无聊空虚的七年！我曾经告诫自己：把自己当正常人，不要去想什么审查算了。于是全力写作，可是哪里会有人用我的剧本？这不等于宣布政审还没结束吗？” 　　他学会了抽烟，他拼命地抽，在浓重的烟雾后面的那个他，已经有点面貌不清了。有时我想，他就是我从17岁起就苦苦追求的那个白马王子？那个复旦大学意气昂扬、光彩熠熠的尖子？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已经不再碰什么葡萄酒、啤酒了，他喝五粮液，喝70°白酒，喝劣等进口酒，只要是烈酒，他就倒在杯里，一口干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永远穿得整整齐齐，连衬衫领子都是他亲手烫过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想到过死。 　　那是在他和我长谈智利著名作家曼努埃尔·罗哈斯的短篇小说《不安的灵魂》时说的。他先是像以往那样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小说的片段： 　　每逢穿上一件新衣服，他——巴勃罗·贡萨莱斯那黯淡的青春就会被一种伟大而强烈的爱情的希望照亮。他的心中既充满伟大的希望也保留着细小的记忆。每天早晨，只要闹钟用它那冒失的铃声把他惊醒，他就坐在床上这样问自己说：“今天我希望什么呢？”（说到这里，裴阳的眼光显得很黯淡。）当他没什么可希望，当他考虑一会儿意识到这一天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一封信，一本书或一次约会——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理由或动机，证明他应该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一阵心酸。当办事员那6年（只有6年，不是7年！）的愚蠢生活为他留下的神经衰弱症就会从他那神秘的头脑传播到每根失调的神经上去。 　　但是，今天不同。他穿上了一件新外套，希望便油然而生，他有权利希望许多东西。 　　……神经衰弱症已经打开它那阴暗阁楼的门，嘲讽的微笑打消了他的新外套为他带来的一点快乐。事情往往如此：他关于生活的一切想法，总是转弯抹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化为死的念头（说到这里，裴阳停顿了许久）。 　　死亡是一种生理现象吗？肉体死亡的时候，精神力量同时也消失吗？……贡萨莱斯虽然读过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但还是很失望。“他为什么失望呢？”裴阳说，唯物主义者们的著作也没有能够用他们那泛神论的泥土填满贡萨莱斯那疑问重重的深坑。唯灵论者和生物学家们在他这个被迫充当思想家的银行小职员的疲惫头脑中挥舞着拳头。苏格拉底、梅特林克、柏克森、莫莱斯乔特……只给他的痛苦增加了哲理，他的思想却像抓着这两面对立的绝壁向悬崖下跌落下去……（裴阳又打开一包烟）。 　　他就这样思绪沉沉地穿过喧闹的中心大街，他的身体平静地向前行进，灵魂却烦躁不安。他想着死亡……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大地上的一切悲伤和大海上的全部孤独顿时像铁锤砸花生一样落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渺小不堪，痛哭起来，拼命抽泣…… 　　他往哪里躲呢？他怎么能逃得开呢？他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为什么要每天穿上西装，穿过马路去上班，装出一个活人的样子，而满脑子想到的只是一个字——死。 　　裴阳讲到这里，脸色由苍白变为铁青，就像一个面对着墓冢的人那样呆滞，眼光里浮着迎接末日的那种淡淡的哀伤。“我一连读了几遍……我不怕死，我很早就对你讲过为了祖国我可以随时献身。但是现在，我的这副躯壳只能为自己停止痛苦作贡献了。” 　　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谈到死。我理解他的心情，我并不当真，我为了档案袋的事也曾想到过死。我只是表示对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很感兴趣，我很久就听说过，但一直没有读过它的全文。 　　又过了三个星期，裴阳又像往常那样突然降临在我的医务室（裴阳在受审查的第二年即1978年，即恢复了部分行动上的自由），并且提议去外滩走走，我拒绝了。自从上次在他家窗下目睹了其惊心动魄程度不亚于《星球大战》的“雨点战”，我已经吓得再也不敢和他一起散步了，生怕给他的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由于我常常下班后仍然在安静的医务室写作或者看书，他只要路过外滩看到我的窗口亮着灯光，就会上来。他仍然是浑身散发着一股酒味，一坐下来就点烟，一声不响地抽上十几分钟；他仍然看上去心事很重，十年前他那深邃迷人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孩子般的笑，仿佛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眯缝着眼睛吞云吐雾，当那支烟快要吸完的时候，他摁灭了烟头，“上次从你这里回去后，我把《苏格拉底的辩护词》全部翻译出来了，你愿意听我念吗？”没等我回答，他已经用英语背诵起来了：（引自柏拉图对话录） 　　Let us reelect in another way，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 　　for one of two things——either death is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utter un－consciousness，or，as men say,there is a change and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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