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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我望着德大西餐馆窗外上海街头稀疏的灯光，心中觉得很凄凉，我们都着迷失过路，可是要回过头来再走一次，已经是不可能了。突然，我惊讶地发现他从门口折了回来，怀里抱着两瓶白兰地。他的眼睛里布着明显的暗红色的血丝，眼眶里闪动着泪花，他走到我面前叹了一口气，又在原位坐下。“你可以轻蔑我，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教训我。”他说，“不过，我绝不会像奥涅金那样跪在你这个自认的达吉雅娜面前，我来找你只是因为我还信赖你！三年来我时常想起你，从第一次在大桥上见面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相识了十年，有一件事我是确认无疑的——那就是你的心地。我没有什么人可以谈话，在复旦我以态度顽固、死不认错出名（裴阳！你总是出名，不管以什么方式），连找一个人下围棋都找不到。回到家里则是无休止的吵闹，我多次经过瑞华公寓，望着你家窗口明亮的灯光，我想你是不会拒绝我的，你不会拒绝和我作一次散步，或是作一次谈话……”

　　泪水从我眼睛里涌了出来，为了他的信赖，为了我的过去。

　　我们又恢复了过去那样的交往和长谈。

　　裴阳告诉我，被审查的这三年，使他懂得了人世沧桑，“既然连拿破仑那样伟大的人物都能够失败，我的失败算得了什么。”他一直很崇拜拿破仑。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他都读得滚瓜烂熟。“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多愁善感的心，”裴阳喜欢重复拿破仑对他的情人所说的那句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颗心弦平静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他用了很长时间和我讨论拿破仑，使这个平常只出现在“拿破仑酒”酒瓶上的金印饰像，成了一位活生生的、至今还影响着像裴阳这样命运的人的精神偶像——一如裴阳曾是我的精神偶像一样。

　　拿破仑的战略天才使得元帅们成了他的意志的最准确的执行者，但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发挥独创性，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勇士勒费佛尔，冷酷的铁石心肠的贵族达玛，威风凛凛的骑兵将军缪拉，制图专家贝尔蒂埃，所有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有独创精神的战术家，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一次，当人们对拉纳元帅多次率领骠骑兵团冲锋陷阵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的时候，在场的拉纳却带着遗憾的神情喊道：“一个骠骑兵，到了30岁还没有被打死，这不是骠骑兵，而是废物！”他说这话时才34岁，两年以后，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阵亡了。裴阳讲到这段时，把他的帽子脱下抛向春天的天空，“拿破仑亲自选拔的最高将领，就是这样一些人！”然后他兴奋地形容有一次格勒诸布尔保皇党人在逃出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说起这件事，后来他想了想后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开了。”

　　谈起拿破仑一生的功绩，裴阳这样叙述道：

　　“人们有什么可感谢我的呢？我上台的时候他们是贫困的，离开时他们也是贫困的！”——这句话是滑铁卢战役之后有一次拿破仑脱口而出，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包围了宫廷，要求拿破仑留在皇位上。权力与荣誉——这就是拿破仑个人的激情，同时权力甚至超过荣誉，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的。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且更在于他在创始以至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雄奇壮丽。屈于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桂冠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这个驾驭法国革命，改造了法国生活的人，这个给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的新生活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行动，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岩石小岛上去的人，必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当裴阳谈到他可能会因为政治上的祸患而离开他生活学习了近20年的复旦大学时，他又和我提起拿破仑，并且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拿破仑与近卫队告别时的最后演说：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陪伴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样残酷的斗争就要继续进行，法国还会自相残杀，我不能够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不要为我惋惜，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为法兰西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自已，他的声音中断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然后与近卫队告别，迅速走出去，坐上马车。马车在近卫队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中疾驶而去，很多近卫兵像孩子一样哭了。

　　裴阳赞叹道：“拿破仑就是以这样一种现实态度，刚毅地接受了他命运中这个致命的挫折，他忘却了自己陨坠的痛苦，力求消除别人渺小得多的忧伤；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一次：当他登上船舷，踏上这艘即将把他载去圣赫勒拿岛过流放生活的‘诺森伯兰'号军舰时，舰上全体水兵屏息肃静。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的吩咐。’”

　　裴阳说他不会像一条丧家犬那样离开复旦，“我踏进复旦时，还不满18岁，是全上海市仅有两名免考保送入复旦的高中毕业生之一，那时我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复旦使我从青年走向成年，复旦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裴阳在淮海路的无数次散步中和我说：“有一次，我在夜色中走出家门，来到复旦登辉堂，我用冰凉的前额去紧贴李登辉校长同样冰凉的大理石雕像石座，我想，只要可能，我绝不离开复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去，我会像拿破仑一样洒脱地向这哺育了我的校园告别。复旦可能恨我，因为那份红头文件玷污了它的荣誉，可是我爱复旦，我真的很爱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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