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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他开的门，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兴奋。他把我引进屋里，对坐在桌边的一个女人说：“小钱，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周励。” 　　这是一个装饰典雅别致的新房，几只仿红木玻璃书橱中，一排排整齐地摆满了他常常在信中和我谈起的书籍。放着一套完整的《资治通鉴》的那个书橱里都是中国书籍；另一个摆着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大全》的书橱，全是世界名著，有《柏拉图对话录》、《歌德谈话录》、《罗丹论艺术》、《法的精神》、《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哲学的历史》和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全集……一对大红的喜字放在五斗橱的玻璃镜前，边上是一张他俩的合影，我一下子就看出是在复旦登辉堂前李登辉的塑像前拍摄的。他睁着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英武地笑着，风吹拂着他浓密的黑发，她依偎在他身边，她没有看镜头，侧着脸，睁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 　　这张照片和这个从桌边站起身招呼我的青年女子是一模一样的，她的确长得很美（不过她没有我高），她和裴阳同样有一双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传神的眼睛，头发很黑很长。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她的身份，有人说她是干部，有人说她也是写文章的，不过这对我都已经不重要了。她招待我在红木方桌边坐下后，就去沏茶。当她把盛在考究的景德镇重雕杯的热茶捧到他面前时，像真正的贤妻良母那样对他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像被锥刺着一般疼痛，我的头发快要竖起来了，但我只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坐着。我能说什么呢？ 　　裴阳稍稍问了我一下回兵团的准备情况（我没让校长写条去兵团医院，我宁愿回到原来的五师医院去），接着他马上表示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扯到了他手指间的一小块鳞状皮肤病的问题，接着又是上海和大连的天气，风季的区别……总之，这是我一生中和他最糟糕的一次谈话。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谈话，而是双方心理的交战：一个是应付，一个是挣扎。有几次我的眼泪眼看就要涌出，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不看着我，只看她，而她则颦眉蹙额，一副这种谈话何时完了的神情。 　　窗外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他打着伞送我去21路车站。我眼望着远处虹口公园黝黑的树丛，想起我们过去的散步和无数次书信交往，我多么希望独自和他在一起，大哭一场，向他倾诉埋藏在心中的无尽的悲伤啊！ 　　刚走出十几步远，一个尖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裴阳——你的雨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雨衣跑来，手里拿着一件蓝色的雨衣，气喘吁吁地跑到裴阳面前： 　　“这么大的雨，一把伞怎么够两个人用？快把雨衣穿上。”她不容分说地就把两个雨衣袖子套进裴阳的胳膊，看上去十分麻利，然后她一把挽起裴阳的胳膊，带着甜蜜的笑容说：“我们一起送她吧！” 　　我们三人默默地走着，听着雨声淅沥沥的愈下愈大，到了21路车站，面面相视、默默无语地等了五分钟，还不见电车来，我坚持让他俩回去，直到看到他俩的身影消失在四川北路拐角后，我马上离开了车站，在大雨中步行回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冒着大雨走过四川路桥，穿过西藏路，来到南京路，又穿过淮海路，走向常熟路……泪水掺和着雨水从如洗的面庞流淌下来。我不时闭上眼睛，忍声抽泣。她太精明了，连一分钟时间都没有给我！而当他看她时，那双眼睛分明在炯炯发亮，看我时却是心猿意马，黯淡无神，仿佛是面对一个过去了很久的古老故事。他冷淡的目光比她咯咯咯幸福的笑声更刺痛着我，我突然明白他们两人仿佛都是在下意识中同时提防着我。其实我根本是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8年来我从来没有拉起过他的手，我只是在梦里吻他。那些往来的信件对他来讲已经无所谓，而对我来说则成了备受折磨的痛苦回忆…… 　　我边走边哭泣，从四川北路到常熟路瑞华公寓，电车要开一个小时，我走了整整4个小时。在那4个小时中雨没有停过，风越刮越猛，夹着雨丝抽打着我的脸，除了泪，我还有什么呢？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顿、感动、鄙夷、爱情、快乐、孤独、痛苦、彷徨、惆怅，肉体的创痛和心灵的磨砺，绝望的情欲和复仇的心理，一切均化为软弱无力的泪水在一步一步中流淌、流淌……连绵不断的苦难穿透了我青春的生命，我几乎要相信，我是为苦难而生的了。 　　正像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屠格涅夫《罗亭》时说：“在檞树上——檞树是一种坚强的树木——只是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的。” 　　裴阳已经像一片旧叶子那样脱落。过了整整一年后，我在北大荒的小屋中遇见了于廉，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裴阳，我们的恋爱也同样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见《北大荒的小屋》）。1978年当我根据知青返城政策回到上海时，已经迈入了老姑娘的行列，眼看就要有嫁不出去的危险，在亲友的撮合下，我于1979年和第一个被介绍给我的人结了婚。 　　裴阳没有当上复旦校长，不但如此，而且倒霉的事像山间石崩那样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地落到裴阳头上。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原上海市领导班子也如大厦倾倒般地在一夜之间瓦解。已经被市里正式批准并待申报中央的任命书还放在市第一把手的办公桌上，而那位第一把手却被逮捕，关进上海市第一监狱。裴阳没有被逮捕，虽然已经纷纷扬扬了大半年，但毕竟任命还没有正式下到复旦，他连复旦大学校长那把交椅的边都没有沾上过。可是他受到严格而冗长的审查，每天上午8点他必须到国际关系图书馆报到，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没有窗子的小屋里写交待和检讨。不仅如此，他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甚至丧失了一名普通教员或者普通学生的权利，除了写检讨和交待外，他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图书馆的走廊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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