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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朗诵完了，我被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惊醒，老师跑到台前，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喃喃地赞扬了我的表演，这是童年中的第一次，老师这么亲切地拥抱我！我想找一下台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乡下姑妈，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泪水噙满了我的眼眶，我倒在老师怀里，我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在幼儿园度过了6年后，我又被送进一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小学，这以后直到中学，我一直置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老师是政府精选出来的尖子教师，班主任对于每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哪种级别，住在“瑞华公寓”、“100弄”、还是“爱堂”，甚至坐什么牌的车，都比对自己的教科书更加清楚。他面临的可不是普通的天真儿童，他们的家长掌握着一座城市、甚至国家的命运！可是，干部子弟内部，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侮辱。一个局长的女儿，穿得像跳芭蕾舞的小演员，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死蝴蝶，放在我头上，拍手大喊：“看！快来看！她像不像小叫花子？身穿大补丁，头戴蝴蝶花！” 　　我吓得大叫，不知什么软体动物在头上粘着，又不敢用手去捉，只能拼命地晃抖着头发。大家围着我一边怪叫，一边大笑。后来一个小朋友跳上桌子，拿下我头上的蝴蝶丢到窗外面，在他跳下桌子时拉了我一下，正好把我本来带补丁的袖子给扯破了，露出了我的肩膀。这时老师走进教室，把大家轰开，又皱着眉头用别针把我的袖子别上，命令小朋友们立即回到座位上去。我没有回到座位上，我走到那个穿得像小演员的小女孩面前，伸出拳头，一拳头朝她的脸上打去，然后忍着眼泪和满脸的委屈站在教室中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老是欺侮我？难道就因为我爸爸官小，我穿得破吗？ 　　那个小女孩吓呆了，咬着嘴唇不敢出声。老师开始点名。每点一次名，老师都要用加重的语气补充一句她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 　　“陈小雷。” 　　“到。” 　　“陈书记昨天给校长打了电话，他对我校建设十分关切。”老师说。 　　“顾小农。” 　　“到。” 　　“顾部长上周给全市作了文化教育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我们学校。” 　　“李平平。” 　　“到。” 　　“李副市长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在机场就给学校挂了电话。” 　　然后老师宣布要开一次家长会，并且要统计将有多少家长坐轿车来，以便准备好停车位。全班35个同学刷地举起了手，只有三个同学没有举手，我当然没有举手，和在幼儿园一样，我父亲是级别最低的。 　　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顾小农和董毛毛打了起来。顾小农举手对老师说：“他吹牛！他说他爸爸到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握手，斯大林已经死了！” 　　董毛毛立即站起来说：“我才不吹牛呢！你吹牛！我爸爸每年都乘飞机到苏联去！”董毛毛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顾小农不甘示弱：“乘飞机去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到北京去乘专用飞机！你懂吗？专用飞机！只有爸爸一个人！我爸爸每星期都和毛主席见面！” 　　“我才不相信呢！”董毛毛又举手告诉老师：“他吹牛！上次他讲他爸爸是6级，实际上他爸爸只有7级！” 　　这时李平平站起来，伸出两只手一摆，说：“你们都不要吵了！我爸爸是5级，比你们的都大！” 　　老师窘迫地站在一边，完全无法控制越吵越大的局面。一年以后，有一天学校里要选出十个小朋友参加市里合唱团，去欢迎苏联贵宾。有两个小朋友举手提了我的名字，说我唱歌好听，嗓音嘹亮。但立即遭到许多个反对的声音：“不！她怎么能去？” 　　“她的鞋子是乡下人穿的，好难看。”大家哄笑起来。我猛地站起来：“我要去！我要参加演出！我叫我妈妈做新衣服！买皮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晚上，妈妈向别人借了15元钱，买了花布，在灯下给我缝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新衣服（不是我姐姐穿后给我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妈妈把我带到淮海路第二百货公司，左挑右挑，给我买了一双咖啡色的系鞋带的皮鞋。妈妈讲：“系鞋带的皮鞋不容易坏，又结实，冬天又暖和。”她还专门买大了两个号，说可以让我多穿几年。 　　“你是几个孩子中第一个穿皮鞋的。”妈妈说，“要给苏联贵宾好好演出，为中国争光！” 　　来到学校，我自己也为自己的一身新衣服和那双特大皮鞋而不好意思。同学们一下子围上来，有的女孩子说：“这件花衣服真好看。”我心里真高兴。男同学乱叫：“这是男人的皮鞋！”还有一个男孩讲：“喂！是不是你爹小时候穿的？”另外有两个同学干脆用脚在我的新皮鞋上乱踩起来。这时，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把胡闹的同学厉声喝退了：“不准欺侮人！”她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下午四点钟留下来练唱，再过一周，我们就要欢迎苏联贵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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