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海外故事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上页　下页
二八

　　关于我父亲，我常听来我家玩的叔叔阿姨讲这么一个故事：

　　1949年2月，我父亲随部队南下攻打上海，经过几昼夜的激战，迫使守敌投降，终于占领了上海。在交战激烈、炮火纷飞中，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就已经携带全家妻小搭乘飞机匆匆逃往台湾。大军进城时，市政府大楼几乎是空的。进城第二天，一位高级首长（后来成为新政权第一任上海市长）将一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要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父亲——这位年轻的保卫科长，让我父亲只身搜寻国民党党部各办公室，搜寻并获取那些对共产党新政府有价值的、国民党来不及毁掉或带走的文件。

　　这个任务很重要，这关系到新政权能否了解、掌握旧上海市政府各种重要的原始材料，以便尽快地向上海市民发布施政纲领。那位首长拍拍我父亲的肩膀，指着窗外说：“你看见了吗？那些大学生、那些工人，在跳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对我们抱多大的希望啊！可是我们刚刚从农村、从沂蒙山走来，大部分人都是些农民，脚上是烂泥，怎么管好这么大一个城市，还真摸不清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父亲潜入空无一人的市政厅，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将所需的重要文件搞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那位首长向上海市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列举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衰退、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事实，鼓励上海人民重建新的生活。上海人民对这位共产党新上海市长的学识见解、魄力以及对资料巨细的掌握和精辟分析无不叹服、敬佩不已！我父亲立了功，并且从保卫科长提升为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处长。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我父亲才24岁。

　　从1950年末我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出生后，直到1957年，我家已经陆续有了五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从1949年起，我父母老家乡下的人知道我父亲进城了，而且做了官，就源源不断地到上海来找我父亲。我们全家住进了一幢叫“瑞华”的豪华公寓，听开电梯的伯伯说，瑞华公寓以前住的外国人或是资本家，不是逃跑了，就是被赶了出去，他们留下的家具也全部钉上了市政府的公家牌号。我们全家在那幢公寓住了几十年，至今还住在那里。

　　虽然公寓里有明亮宽敞的房间，落地大玻璃窗，光滑的打蜡地板和一切对一个乡下人不可想象的豪华设施，但我家仍然充满着与这所豪华房子毫不协调的老家乡下的气味：爷爷和奶奶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爷爷嘴里叼的大烟斗散发着古怪的、熏人的烟味。奶奶一面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欢欣不已，一面仍然到街上拾废纸破烂，卖了作零用钱，几次被警察送回家来。善良的母亲被我们六个孩子所拖累，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她每天一大早都要挤49路公共汽车去外滩一家机关上班，母亲是一名级别较低的普通机关干部，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虽然我们家雇有保姆，但母亲总是亲手给我们缝制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就这么穿下去，每个孩子身上总免不了有几块补丁。乡下来上海找我父母的穷亲戚，知道我们家孩子多，总是背一大麻袋的手纳的布鞋来——那是用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家的孩子穿着这种地地道道的邳县农村布鞋走在上海大街上，总有不少人掩鼻而笑，实在太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家庭，有着一种多么温馨的气氛！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窘迫和匮乏的。母亲后来常讲不该响应政府当时学习苏联“当光荣妈妈”、“子女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的号召，一下子养了六个，搞得每月工资不够用，月月还得向机关借款。小时候，家里每天总是吃一样的饭菜：白饭青菜。只有周末，我们六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及乡下来的姑姑舅妈围坐在一张大长桌边，合吃一盆猪头肉，那是我们几个小孩最快乐的时刻。

　　我们家附近的淮海路上有一家永隆食品公司，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熟食部的玻璃窗里，整天看到一个穿着洁白制服、戴着白高帽的厨师在切红肠、烧鸡、烤鸭、火腿、熏鱼。玻璃窗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像梦一样，每次路过那里，口水总是不住地往肚子里咽，眼睛也看得发直。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向父母亲提出过要求，就好像知道这些东西天生就不是准备来给我们吃的一样。

　　记得有一次，母亲把我从盖斯康幼儿园领出来，去眼耳鼻喉科医院看小儿鼻炎，在汾阳路上看到一个油炸大排骨的小摊贩，扑鼻的香味熏得我两眼发直，母亲望着脸色黄黄的我，咬了咬牙，狠下心买了一块大排骨，小心地递到我的小手上。我死命地咬了一口，不由得心花怒放，然后又递给妈妈：“妈妈吃。”

　　“妈妈不吃，乖孩子，快吃吧。”

　　就这样，在秋天一阵阵吹起落叶的凉风中，妈妈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啃光了那块排骨，她始终也没有舍得尝一口。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香甜的一种母爱。

　　我们六个孩子个个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她只要看到哪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掉了，母亲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或者系鞋带。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们一大家人每天吃胡萝卜煮稀饭，厨房间的墙上贴着纸条，规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每天准许吃几碗稀饭。有一天，保姆带我去五原路粮店买全家一个月的米，保姆把20斤米倒入了一只大钢精锅，叫了辆三轮车放在上面，让我看住三轮车，然后又转身进粮店去背另一袋米。没想到保姆刚转身进店，蹬三轮车的那位大汉就拼命踏起三轮车载着那一锅大米逃掉了！我惊慌地大哭起来。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后，一句也没责怪我，她沉默了半晌说：

　　“那个蹬三轮车的，家里可能也有孩子在挨饿……算了吧，不要难过了。”母亲反过来安慰我，“谁吃了还不是一样？”

　　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遗传给了我，我对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同样是爱得深沉，爱得发疯。这种爱能够滋生出对全世界孩子的爱，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爱。使我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息的奋斗过程中，有了一块可以栖息心灵的天堂般的伊甸园，使我感到一切奋斗都不会白费，一切代价都是应当付出的。有一天，我一手搂着女儿咪咪，一手搂着儿子小安德鲁，吟诵一首从心底涌出的半字诗：

　　儿女半聪半娇嗔，
　　工作半紧半悠闲，
　　生活半丰半勤俭，
　　读书半洋半轩辕，
　　心情半佛半神仙。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