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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大陆的外贸推销小组到美国来，我是不惜花钱的。大陆小组一般总是四五个人，代表几个科室，而和我做生意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人，但我总是一律平等对待。我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去看自由女神，帝国大厦，送他们到大西洋赌场，再给他们每人50美元去赌个痛快——当然他们大多数只肯赌两、三块钱，其余的钱则收起来。有时我给每人买一个照相机，或者给每个女士买一条金项链……由于这都是不到百元的小礼物，而且是公开给访问小组的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推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收下，然后由领队的（往往是公司行政领导，与我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说：“收下吧！”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收下礼物，终于皆大欢喜，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我更没有行贿的思想恐惧。 　　纽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每天没有发生这么多的犯罪案件，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高耸入云的世界贸易中心，典雅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林肯艺术中心，绿草如茵、碧波荡漾的中央公园……每次小组来，我都和他们分享着第一次看见纽约的惊叹和喜悦。我们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中国话，爽朗地笑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着，拍下一张张纽约街头的难忘镜头……这就是我的“关系学”——既不是香港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不少香港商人一到中国就到处塞暗钱、访私线，结果使不少人上当，由于被金钱诱惑而下水，最后东窗事发被开除公职、判刑坐牢。港商的这种手段害人非浅，不仅害个人，也害国家。有些人拿了港商的好处，便抛低价，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竞相削价，肥水外流……香港式的关系学不足学矣！也不能是纯美国式的，美国客商最多是请小组吃一顿午餐，有的连宴请都没有，“来了，欢迎！欢迎！坐下。” 　　于是端上一人一杯清咖啡，又苦又涩。有一个蓝眼睛的犹太商人对我说：“从我祖父和中国做贸易，直到我父亲接班，然后又将公司传到我手里，我们从来、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吃饭，都是中国人请我们……”这句话令我恶心。这种视中国为肥肉，却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感情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名单上划掉。而对大多数美国商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他们要么挥金如土，大摆宴席，以显示他们的阔绰和社会地位；要么小气吝啬，啃一根酸黄瓜当作午餐，与东方民族的古道热肠、待人以礼的胸怀相比，在他们的咖啡桌上，只能冒出一股怪怪的焦糊气味……到了1988年，我向我的所有美国客户规定：只要有中国贸易小组来公司访问，一定要由总裁出面宴请，否则免谈生意。在我的压力下，硬是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关系学”向前推了一步。 　　请大陆外贸小组的代表团吃饭，我一般都选择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忆湘园”湖南饭店或者在中国城的“喜相逢”海鲜酒家。由于大陆小组常常喜欢去中国城逛街买东西，因此，“喜相逢”也成了我公司时常宴请的地方。这里冬天有各式火锅，五十几种海鲜琳琅满目，任意挑选；夏天有各种时令名菜、鲜果，店堂内红木雕刻的圆台和背椅及宽阔闪光的明镜，给人一种东方的舒适和明静的感觉。而在1986年，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那年暑假我在这家餐馆（喜相逢）打工，端盘、擦桌扫地，每天干得腰酸腿疼。为了挣足下一学期的学费，我咬紧牙关，白天给一个美国家庭看护孩子，晚上就跑到中国城“喜相逢”干到深夜。每天夜里，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路过街心花园的塑像时，我常常停下脚步，把头靠在塑像的大理石座上歇一口气。这时，我就会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那段序言： 　　“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Jie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心里燃烧起来。有一次，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由自然地伸手去抚摸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完全忘记了我的痛苦……过去的回忆又来折磨我了，我想起上海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在斗争中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够停止……” 　　现在，我也站在这样一个塑像下面，像巴金当年在巴黎留学一样。那么，我的激流呢？我问自己：我到美国来，难道只是充当一个苦劳力吗？我抬眼望着纽约的星空，是这么湛蓝；夜，万籁俱寂，只有不远处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的大厦中，仍然放射出彻夜通明的灯光。我抬眼望去，想起了我那不止一遍的决心和诺言：“总有一天，有一格窗子会是我的！”于是，我在黑夜中伸出手，让那些窗格的灯光映在我的手上，仿佛在指尖中跳动……“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我一定要成功！”我对自己不下一千次地说着，一时间，浑身又充满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铁入口处走去…… 　　不到两年，我真的成了“喜相逢”的座上客。每次一推门进店，那个胖头大脑的老板就大声相迎：“周小姐！里面请！今天来多少人啊？”或者说：“周小姐，今天刚刚进了巴拿马的海参，是上等货，要不要做一个尝尝鲜？”随我来的小组代表，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前，我曾穿着沾满油腻的饭店制服，在厨房、炒间忙碌，为一桌桌嘉宾食客端盘换碟。而我的师傅，现在仍微笑着，为小组的每个人斟酒。扫地的人还在扫地，洗碗的人还在洗碗，连“喜相逢”门口那个坐在街口卖粽子的，也还是那张小竹椅，和一个深色的竹蒸笼，只是他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三年、四年、五年……为什么有的人的一生，永远一成不变呢？如果我不奋斗、不努力，会不会还在这里打工端盘，像门前那个卖粽子的人那样，一做到老呢？ 　　时光倏尔而逝，当我从自己购买的公寓的窗子往外望去，只见中央公园一片绿郁葱葱，如一片美丽的绿涛，映衬着曼哈顿摩登雄壮的大厦群，宛如一幅油画。中央公园！我是因为喜欢它，才买下了门前的这个公寓。我憎恨那一群黑色的少年色狼，在1989年夏天轮奸了一位慢跑的白人女子，它震动了全世界，玷污了中央公园美好的名誉。在这神秘的、一百多年的大公园里，耸立着全世界著名音乐家、诗人、文学家的铜塑像。我曾徘徊在贝多芬花坛前，在心中弹奏着他的《月光奏鸣曲》；瞻仰着莫扎特那睿智的鼻子，我在歌德塑像前背诵着他在《浮士德》中的诗篇；我抚摸着托尔斯泰冰凉的前额，从这里面涌出了伴随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 　　这时，我多么依恋我在大陆度过的日子！和文学朋友倾谈到深夜，沉浸在《根》、《百年孤独》、《肮脏的手》的辩论中。在普陀山的电视剧创作学习班中，一群群怀抱文学志向、幽默风趣的“小作家”们在月色下的海滩上跳舞、豪饮，编着笑破肚皮的即兴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楼中，那些出了几十部电影的大编剧们，居然战战兢兢地跑上楼来，向我们这些“现代派准编剧”们讨教……在大陆时的精神生活，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讲，是多么丰富！尽管贫穷、官僚、许许多多条条框框包围着我们，但我们仍感到活得像个“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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