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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我说：“哎，米雪儿，你真想跟你的男朋友就这么好了吗？” 　　她狡猾地笑道：“什么叫就这么好了啊？” 　　“我是说，你的智力非常高，你应该找一个和自己智力相当的人。” 　　“我知道你和钱老板都看不起他。但是，你们是从男人的立场看他，我是从女人的立场看他，而且是从一个具体的女人、从我自己的立场看的。这样我就能看到许多你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又是很重要的。说到底，这是日常生活，不是选拔赛哟。” 　　“你好像一夜之间洞明世事了嘛。” 　　她笑起来：“说说而已啦。有时候遇到具体的事还是糊涂。” 　　“你跟吉米还在约会吧？” 　　 “你真聪明！实话告诉你，我断不了哎。而且最近他缠我缠得很厉害。我明明知道跟他没有前途，也慢慢发现，像你们说的，他在骗我。可是一听他的电话，一见面，我就糊涂了。整个人就垮掉了。我真恨他！他就像，像艾滋病吧，只要沾上他，就没办法摆脱了，就变成我的命运了。你说我是聪明还是糊涂、好傻好傻吧？所以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找一个最普通意义上的男朋友，好好爱他、关心他，把过去一点一点彻底切断。”我非常开心地大笑起来，好像解脱了什么似的，带着幸灾乐祸的恶意。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像一首港台流行歌曲里唱的“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呀！ 　　【19】 　　大明现在多数时间在北京，由我在这儿打理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老谢的一个电话。 　　老谢是大明在北京的朋友，当初我们接的第一个团。也就是赵局长那个团，就是老谢转给大明的。大明对老谢非常佩服，据他说，老谢这个人手眼通天，道行极深，在北京，只要他老谢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经历非常复杂，文革的时候被判过死刑，在马上就要将他绑赴刑场的时候，一个老上将给卫戍区打了电话，让“枪下留人”，这才保住他一条命，改判“死缓”了，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都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 　　我回北京时见过他一次，一起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要毙他？他说“反江青”，然后就把来龙去脉粗略地讲了一遍，虽然粗略，还是花了个把钟头，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太惊心动魄了，涉及到的人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所以听起来特别像是真的，我也就是小时候听“梅花党”的故事时这么惊心动魄过。那大老谢喝得哇哇大吐，是让手下的人给抬出去的，临到被塞进汽车后座的时候还揪住我的袖口不放，硬着舌头告诉我：“我都被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后来他手下的人叮嘱我说：千万不能跟我们老板提枪毙的事，一提，老板准得喝吐了算，这还算好的呢，真闹起来，恐怕您就得回美国养伤去了。 　　这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我，我拿起听筒，那边头一句话就是：“你那儿几点呀？” 　　“九点。您是……” 　　“我老谢啊。我在德国呢，明天飞智利，星期四到纽约，星期六到洛杉矶。你派个人接我一趟，旅馆已经订好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你认识路吧？” 　　“认识是认识，不过离我这儿太远了，你早点让我给你找个饭店多好啊。” 　　“咳，我哪儿知道啊。我让他们给我订个最贵的，就给我订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了——这是最贵的吗？” 　　“是倒是，不过……” 　　“那就行了，不改了。你那两天没事吧？” 　　“没事没事。您这一趟转这么大腰子是干嘛呀？” 　　“谈飞机。喂，不多说了啊，他们来叫我了，现在是晚上，我们吃晚饭去，吃完了想上红灯区转转。你来过汉堡吗？来过呀，熟吗？哪家最好啊？你就告诉我头三个字母就得，准找得着……” 　　老谢来洛杉矶纯粹是路过，没有“谈飞机”的业务，其他人在洛杉矶转机直接回了北京。我整整陪老谢在洛杉矶玩儿了三天，我知道对他这种豪客，没别的，猛往里砸钱就是了，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玩儿惯了“最贵的”，如果在这儿享受不到同等待遇，非把美国给骂惨了不行，而且我们永远也别想在他眼里显得像个人物了。 　　我是头一回和老谢朝夕相处，我发现他并没有我原来想象得那么难交。他口若悬河，脑袋里装了许多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几本马列经典著作、《矛盾论》、《七侠五义》、国际共运史、艾特马托夫的《我的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素女经》、金庸。但是他极聪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互相印证，而且你要用他那套歪理一想，还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来，比听教授讲课过瘾多了。他喜欢唱卡拉OK，流行歌曲一个不会，专唱那些连现在的独联体的人都不会唱的苏联老歌儿，什么“红梅花儿开”呀，“三套车”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啦等等。幸亏这儿华人开的店里还真从大陆进了不少光碟，什么都有，他唱起来非常投入，嗓子虽然没受过训练，但音色极好，我估计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他被枪毙的那个年代里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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