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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于是套上一件皮马褂,匆匆来到李家,果然访客盈门。向门房一打听,才知道李天馥虽非升官,但也是一桩喜事。原来礼部尚书熊赐履丁忧,奔丧回籍;朝局因此而有一番变动,兵部尚书调礼部,李天馥调兵部,他的刑部尚书遗缺,则由左都御史徐元文调补。

  尚书的官位无异,但兵部与刑部的权势,大不相同。明朝的兵部尚书,亦名为“本兵”,兼绾军政与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的总督,当时便可撤换,权重无比。入清以来,兵部尚书虽不如明朝的本兵那样威风,但权势仅次于吏部。而况此番南巡,内则拱卫京畿,外则扈从万乘,大半责任落在兵部尚书肩上,所以此番李天馥的调职,被视为圣眷优隆,行将大用的先兆。官场一向势利,自然贺客纷临。而且李天馥本来不在扈从之列,一调了兵部尚书,护卫乘舆的千军万马,都在他的调度之下,自非随扈不可。所以来接头公事的文武官员,也是络绎不绝。李天馥忙得不可开交,自然没有工夫接见洪升。

  “洪大哥,”李孚青以万分惋惜的神情说,“老爷子从宫里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是:洪昉思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洪升也懊丧非凡,老师当了兵部尚书,他所顾虑的“四怕”都不存在了,甚至只要挂个名,便可坐而分肥。如今购料的人早已派出去了,而且再有十天,各衙门便将“封印”,想赶办捐官的手续也来不及了,真正是坐失良机。

  “时也、运也!总缘鲰生福薄,也不去谈它了。”洪升问道,“老师随扈,你是不是要跟了去?”

  “翰林院派的随扈官员,名单上没有我,未便擅自出京。再说,家里也不能没有人,老爷子的意思,我就不必请‘掌院’补派了。”

  “既然你不必跟老师随扈,我们改天再谈。你要陪客,很忙,我告辞了。”

  “好吧!今天我不留你喝酒了。不过,你请稍为等一等。老爷子还不知道你来了,等我去回一声,或许有话交代。”

  洪升答应着,在李孚青的书斋等候,随意抽了一册书看,恰好是徐文长的《四声猿》。直到快将《狂鼓史渔阳三弄》这一本看完,方见李孚青回来。

  “老爷子问你,今年这个年过得去吧?”

  “‘年年难过年年过’,总会过得去的。”

  “看样子,只怕难过。”李孚青说,“老爷子交代,送你一百两银子。如果应付不了,叫我再替你想办法。”

  “行了。替我谢谢老师。”

  §十八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颁布南巡阅视河工的上谕。正月初八一早,皇帝率领皇太子至慈宁宫向太后辞行,然后启驾,文武百官在午门外跪送;扈从的诸王大臣,都在永定门外上马,旌旗络绎,长达二十余里,按站徐行。出直隶,入山东,祭了泰山,继续南下,正月二十二到了山东与江苏交界的郯城县。

  这个县份是有名的要冲,烦剧难治。黄六鸿便因在这里当县令,颇有治绩,方始得行取为“行人”,升转言官。这回他也随扈,旧地重游,倍感兴奋。皇帝率同两江总督傅腊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原任河道总督靳辅,及其他有关的部院大臣,巡视新开的中河,便从郯城开始。黄六鸿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官们的向导,建立了许多关系,更为兴头。

  第二天,御舟自清河县渡黄河,出清口后临幸扬州,决定巡视浙江,因此改变了行程,经镇江东去,驻跸苏州,然后往南,经嘉兴到达杭州,这时已是二月初了。

  原来皇帝这回到杭州,并非久慕西湖的水光山色,想一游为快。而是巡视中河,看到河工人员堤上露宿,昼夜不懈来防治的境况,想到数千年前大禹治水,艰苦可想,油然起了敬慕之心,决定到了杭州,还要渡钱塘到绍兴去祭一祭禹陵。

  绍兴没有行宫,临时备办,不但糜费钱粮,苦累地方,而且也为时所不许。因此,皇帝变通办法,将御舟泊在会稽山下,住就住在船上。

  由于食宿交通不便,随扈的人不多,能在御舟上陪伴的,更只有极少的几个近臣,其中之一是高士奇。致祭前夕,晚来无事,皇帝找了他来闲谈。

  “夏朝的都城在山西解州的安邑,”皇帝问说,“大禹怎么会崩在这里?”

  高士奇知道皇帝好学,每到一地,总要垂询当地的风土历史,所以早有准备,事先请教过以渊博著称的翰林院检讨朱彝尊,将有关禹陵史迹的书籍,都找来看过,所以此时能够从容奏对。

  “大禹即位的第八年,会诸侯于越之苗山,计算治水出力的功绩,不幸崩逝,就葬在苗山。山主为会稽,稽核的稽,也就是计算的计。”

  “当时治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图经之类的册籍留下来?”

  “有的。据说绍兴府城东南十五里,有座山,其形如匮,就叫石匮山,即大禹藏书之处。不过,”高士奇又说,“夏朝至今,将及四千年,即有其书,也早已与草木同朽了。”

  “可是功绩不朽,至今遗爱在民。我很想做一篇《禹陵颂》,你替我拟个稿子来!”

  “是。容臣彻夜构思,明天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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