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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七


  “邵平兄,你的话义正辞严,责备得不错。不过,我实在很难,三海地方辽阔,他们要偷运,防不胜防。”徐邦杰又说,“加以还有郭世五从中捣鬼,这个人偷盗的本事,你是知道的。”

  黎澍只知道郭世五专替袁世凯办庶务,他的劣迹,却不甚清楚,因而问道:“郭世五如何善于偷盗?”

  “连此人的作风你都不知道?”徐邦杰想了一下,拿起桌上的一把小茶壶,“就拿这件事来说,你看,这把茶壶怎么样?”

  是一把仿乾隆窑的五彩茶壶,底上有“洪宪年制”的字样,制作相当精美。黎澍依旧不解所谓,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徐邦杰。

  “这是唯一的‘洪宪窑’,就是郭世五到景德镇去监造的。烧得很不坏,是不是?你知道这把茶壶值多少钱?”

  “大不了一百块钱。”

  “一百块?十倍也不止。”

  “何至于如此?”黎澍答道,“总有个说法在内吧?”

  “对了。有个说法,”徐邦杰说,“去年秋天,他奉派当景德镇监督,去烧洪宪窑。以仿古为名,将西苑各宫各殿瓷器的精品,选了好多,又串通小朝廷的内务府,到养心殿专藏宋、元名瓷的永寿宫,要了好多件。洪宪窑烧好,原来借去的那些名瓷,是久假不归了。你想想看,照这样算,这一窑瓷器该值多少钱?”

  “真是偷天换日的手段!”黎澍愤慨不绝,“这样的人,就该抄家!”

  “他的家要真能抄,不知道会有多少国宝发现?”徐邦杰又说,“听说三希堂的三希,倒有两希在他手里。”

  黎澍越发骇然——乾隆年间,得了晋朝琅琊王氏的三种真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高宗喜不可言,特为将养心殿前殿西暖阁的温室,改名“三希堂”,珍藏这三种希世奇珍。但养心殿在大内,仍旧归清室内务府管理,郭世五何能偷盗“三希”中的“两希”?所盗的“两希”,是那两种王氏真迹?

  “这倒不是他偷盗来的,据说出了惊人的重价,由瑾太妃手里买到的。”

  “那么,是那两本帖呢?”

  “是王献之、王珣的两本。”

  黎澍松了口气。

  “三希”中以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更为珍贵。乾隆在世之日,每逢瑞雪,一定要取此帖赏玩,题跋一次又一次,以致到后来竟找不到下笔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觉得题跋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了。而由此亦可以想见,高宗对这本帖是如何地重视。

  “总算不幸之中大幸。”黎澍问道,“邦杰兄,维护国家财产,你我都有责任,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消息?”

  “告诉老兄,亦无用处,能有什么法子,防止偷盗?”

  “我想,”黎澍思索了一下答道,“我想回去报告黎大总统,或许会有办法。”

  “这话也对。别人不能说话,黎大总统马上要接收了,自然有权制止。”

  黎澍倒很热心,回到东厂胡同,立即报告其事。黎元洪便找了随从副官唐中寅来商量,决定先派人加强巡逻,监视公物私运。

  唐中寅办事很负责,经常亲自带人巡逻,抓到偷盗私运的,留物放人,毫无通融,居然走私绝迹。但有风声,到袁世凯出殡那天,会有大批公物,混在大出丧的行列中,运出新华门。因此唐中寅又秘密布置,准备着到时候拦截。

  ***

  北京百姓所感兴趣的是这些一家一姓的小事,而京外的通都大邑,所关心的是袁世凯死后的大局。

  段祺瑞只以为独立各省所反对的是袁世凯,袁世凯一死,反对的理由不再存在,独立当然会自动取消。谁知不然,取消独立的只有三省,首先是陈树藩,因为自称为段祺瑞的门生,要捧老师的场,在黎元洪就职之日,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同时推崇袁世凯为“不祧之祖、共戴之尊”,要求为袁世凯“国葬”,用意是在巩固北洋的地位,也就是巩固继袁世凯为北洋领袖的段祺瑞的地位。

  同样的,陈宧早就强烈暗示,反袁而不反北洋,现在当然也要支持北洋派掌握政权,所以紧跟在陈树藩之后,宣布四川取消独立,一切“均听中央处置”,藉以向段祺瑞作输诚的表示。但是,段祺瑞并不领这个情——陈宧那通送袁世凯之命的电报中,亲笔加上“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句话,变成弄巧成拙。段祺瑞认为陈宧“受恩深重”,而居然出以“袁氏个人”的字样,忘恩负义,全无心肝。所以不但不领他的情,还在打算着,将陈宧调进京来,搞个“欲加之罪”,置之于“法”。

  第三个是广东的龙济光,用意跟陈树藩相同,是示好于段祺瑞,希望保持禄位。段祺瑞对陈、龙二人倒是见情的,尽管报上讥刺陈树藩请“国葬”袁世凯,可与明朝末年为魏忠贤建生祠“媲美”,段祺瑞仍旧明令发表,以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军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龙济光则受到褒奖,说他“有世界眼光”。

  除此三省以外,再无接受中央劝告,取消独立的省份,特别是西南的“军务院”,大有与段内阁唱对台戏之嫌,更使得段系人物如芒刺在背般不安。

  西南军务院有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已由两广回上海,而父丧未久的梁启超。虽然有个被人指为“野性难驯”的“苗子”岑春煊,但岑春煊的复起,政治野心小,修怨之心强。当年假造他与康有为合摄的照片,进呈慈禧太后,以致于他失宠的蔡乃煌,命毕长堤,仇已报了一半。袁世凯一死,另一半的仇也解消了。应该如他通电中所发的誓:“项城夕退,春煊夕隐。倘怀取而代之之心,甘受天日明神之殛”,自动退出军务院,不足为虑。

  梁启超也曾有公开的表示:“本为文士,非有政才,投笔已乖本怀,藏山尚留绝业,皎然此志,无待自明”,而况热孝在身,即有出山之心,亦非受官之时。不过问政是一回事,问事又是一回事,护国元勋蔡锷是他的学生,而举足重轻的陆荣廷又对他特别推重,这份影响力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段祺瑞特地在他身上下一番功夫,用黎元洪出面,慰唁丧父,邀他入京,情词殷切。然而效果不大,梁启超坚持他的六个条件作为撤销军务院的前提。这六个条件是:恢复旧约法;从速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在南方的北军撤还;废除将军、巡按官制;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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