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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当然，在陈英士是不会知道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经不起考验的假革命党，纷纷变节，而他却在极少数肝胆相照、坚苦卓节的同志协助之下，活动得更为起劲。他的大计划是在上海、湖北、广东三地举义，认为有一地得手，就能立住脚；三得其二，可以左右全局；三处尽入掌握，等于大局已定。在袁世凯看，西南的变化，不过局部问题，只有江阴炮台、安微大通、江苏吴江及金山、江西玉山及广丰，山东淮县及高密，及至奉天等地，由革命党策动，此落彼起的起事，最为可虑。因为这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很可能一夕之间，义旗遍地，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因此，要趁革命领袖孙逸仙，响应军务院的成立，发表“二次讨袁宣言”，主张维持约法，而准备由日本回国，主持全局之先，赶紧去掉陈英士这一心腹大患。

　　这时的陈英士，处境异常艰苦，苦的是没有钱。他家在湖州开个小布厂，早就为袁世凯的爪牙朱瑞和屈映光，借故封闭，全家都在上海，过的极清苦的生活。这犹在其次，最困难的是接济各地军火，招待同志食宿，处处都要大笔款子。本来革命经费是靠有“革命圣人”之称的张静江接济，他是陈英士的同乡，出生在有名富庶的南浔镇，家资巨万，慷慨无比。二次革命失败，孙逸仙重组“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财政部长，理当筹措革命经费，只是家乡在朱瑞和屈映光的控制之下，有产业却不能变现款，徒呼奈何。

　　至于浙江旅沪的一班富商，从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态度一变，只有少数人如朱葆三、叶琢堂、沈缦云还肯帮忙。

　　陈英士所可恃的就是这少数人，经常由他的侄子陈果夫、陈希曾替他“跑头寸”。但是，讨袁的情势越来越有利，大举在即，却无一笔足够的经费在手，岂不急煞了人？就在陈英士这心力交瘁的当儿，刺客乘虚而入了。

　　这两个刺客叫做许国霖、程子安，虚设一家鸿丰煤矿公司，买通了一名革命党的叛徒李海秋，居间拉拢，说是鸿丰有一座矿山，跟日商中日实业公司做一笔押款，要请陈英士当个介绍人。押款成功，鸿丰愿提十分之四补助革命经费。

　　陈英士未暇深思，一口应允。于是订期签约——这天是五月十八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到萨坡赛路十四号陈家拜访。陈英士衣冠肃客，谈不到三五句话，李海秋装作恼丧自责的样子，说将顶要紧的合同忘记带来了，然后匆匆离座，仿佛要赶着去取合同似地。

　　等他一出门，随即冲进来两个陌生人，拔枪就放。变起不测，子弹都中在头部要害，立刻倒在客厅地毯上，一句遗言没有就气绝了。

　　隔室还有几位同志，闻声赶来，凶手又打伤了两个人，才趁混乱之中，溜出陈家，逃得不知去向。

　　＊＊＊

　　这当然是革命党的一大挫折。但无补于袁世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一剂汤头已经到他口边了。

　　第一陈是陈树藩，他是湖南宁乡人，字伯生，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与段祺瑞的关系很深，自称为段的门生。官拜陕北镇守使之职。

　　陕西将军就是冯玉祥的母舅，袁世凯的心腹大将陆建章，而其实无用，常以清乡为名，没收烟土，私下运销河南、山东，大饱私囊。陕西的绿林，名为“刀客”，上马一支枪，下马亦有一支枪——烟枪，对于陆建章的作风，当然深恶痛绝。讨袁的义声一起，这批刀客起而响应。陆建章便指派陈树藩出兵平乱。

　　那知陈树藩的部下，与刀客多通声气，趁势要求陈树藩宣布独立。情势所迫，不从不可，因而在陕北浦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独立，进军三原，直指西安。陆建章派他的儿子陆承武，领兵两营迎击。富平一战，被称为“陆文龙”的“白袍小将”被生擒。

　　陆建章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听说被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陈树藩总还念着香火之情，加以陆承武又是吉林将军孟恩远的女婿，双重的面子，必有顾忌。只是他部下颇多结队投诚的刀客，平时仇冤甚深，倘或暗中害了爱子的性命，陈树藩亦难追究。一想到这一点，简直眠食俱废了。

　　到了第二天，有信息来了。陈树藩派了专差到西安去面见陆建章，呈上陈树藩的书信，大意是说，公子无恙，目前安居在富平。不过如想父子团圆，只有一法，请陆建章的部队，留下枪械，速离陕西。

　　这是要夺地盘，条件未免太高，地盘丢了是小事，回到京里见袁世凯却不好交代。正在踌躇难决之时，西安的绅商各界，推派了年高德劭的代表来见陆建章，要求开城延纳陈树藩的部队，免得生灵涂炭。

　　陆建章见此光景，黯然点头。不过要求来见的代表，担任调人，主要的条件是护送他的全眷出境。陈树藩自然接受，即日进兵西安城外，先完成了包围的态势，然后进一步要求陆建章亦宣告独立。

　　这是强人所难了，陆建章苦苦哀求，才算得到了一个各行其是的结果，联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

　　秦人反对帝制甚烈，数日以来，讨袁讨逆各军，风起云涌，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同；念陕西八百万生命所关，则又不忍反对。现拟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以明心迹。

　　这个电报到达北京，袁世凯所受的刺激极大。连陆建章这样的心腹，都不可恃，还有什么凭借？接着又得知内幕，只为了他那个不成材的儿子，甘心放弃职守，越发生气。什么叫心腹，什么叫忠忱，什么叫感恩图报？事到临头，拆穿来看，都是假的！

　　如此，袁世凯的病又重了几分。他的病很尴尬，也很痛苦，是尿闭不出。先请德国大夫来看，说要开刀。

　　袁克定出过洋，见闻较广，而且他在德国坠马伤腿，亲身领教过德国医生精湛的外科手术，所以赞成为袁世凯开刀，彻底割除病根。但是袁寒云不赞成，尤其是这一刀要开在“命根子”上，徜或手术不灵，一命呜呼，不但是终天遗恨，而且等于要担一个“弒父”的恶名，成为“名教罪人”，因而主张用中医。袁家为此特地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站在袁寒云这一面的占多数。于是广征在京名医，由曾为光绪皇帝“请脉”的陈莲舫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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