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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过了一个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财政总长熊希龄委派吴鼎昌正式筹备中国银行开办事宜。到了秋天,中国银行京行在北京开业;上海、天津两行都改为分行。中国银行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不过一年工夫,添了汉口、济南、长春、沈阳、杭州五个分行,此时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定为六千万银元,先招一千万;而政府所认的官股不到三百万,所以中国银行实际上是十分之七的商业银行。

  阁令用电报发到上海,已在深夜。宋汉章睡梦里头闻此巨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找他的副手——他的副经理叫张嘉璈,是学政治经济的日本留学生,人很能干,与宋汉章是浙东浙西的大同乡,彼此推重,合作得很好。

  “这是乱命!”张嘉璈断然决然地说,“不该奉行。”

  宋汉章亦有此意。如果奉行停兑停付的乱命,持有中国银行钞票的人,等于弄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立刻就会破产,国内或许还可使用政府压力,强迫商家收受,勉强通行,但是国际上决不会收受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这一下整个上海的中外贸易都会受到极严重的打击,引起无法收拾的混乱。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照常处理,无限制收兑,也容许存户无限制提存,但问题上是那里来这么多现金?

  宋汉章愁眉不展,张嘉璈的神态却正好相反,显得异常兴奋。“这是难得的一个建立信用的机会。”他说,“事实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中国银行一倒,遭殃的不止于中国银行本身,所以无论本行的股东、同业、工商界都会支持我们。至于本行的大户,在起初或者会起恐慌,急着提存,但是,我估计不出三天,情势就可以稳定,提出的存款,仍旧会送回来。”

  换句话说,只要能应付三天,风潮就可以平息。宋汉章受到张嘉璈的鼓舞,同意了他的原则。于是深宵策划,连夜打电话——张嘉璈平日对金融界颇下了一些功夫,这时发生了作用。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以及英国的麦加利、汇丰、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日本的正金等等银行的买办,一致表示愿意维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信用,用同业拆放的方式,尽量供给“头寸”。

  到了第二天八点钟左右,宋汉章和张嘉璈还在行内召开商股股东联合会,宣布应变的处置,而银行外已经黑压压一片人头,手里不是拿着存折,就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的钞票,紧讼纷纭,或骂或哭,乱成一片。

  行中奉召提早上班的职员,不明究竟,惶恐异常,一面打电话给巡捕房派警探来维持秩序,一面到会场报告其事。张嘉璈当机立断,嘱咐立刻贴出布告,照常收兑。

  一纸浓墨淋漓的梅红纸布告贴到铁门上,立刻欢声雷动,不久,各银行支持的现金,一板车一板车由各行武装警卫押送而来。于是有那精明的顾客,觉得兑现提存,不但排队耗费时间,而且还吃亏利息,纷纷掉头而去。

  这时商股股东联合会已经作成决议,拍发通电,宣告独立:

  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此外又有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举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同时以股东联合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拒绝政府提用一切款项。又请外国律师保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财产及准备金。至于因为这一乱命而使得商家有所损失,由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将来归正式政府承认——这就表示,已断定袁世凯的政府垮台垮定了。

  于是南京、汉口、九江、太原、济南的中国银行分支行,都与上海分行取得联络,采取同样的步骤。而大河南北及安徽等省的商民,却大受其害。到此地步,连抱着“只要完粮纳税,不问谁来当政”想法的人,都大骂北政府的行径,如同土匪。袁世凯的垮台是垮定了。

  这自然都是在那晚上“沉默的会议”中预料得到的。为止一时之渴,饮鸩亦非所计,至少中交两行存在北京的两千多万准备金,可用来维持段内阁不坠于一时。而梁士诒倒贴“小白脸”的烂账,亦就在这个“浴”中“淴”得几乎一乾二净。此是垂死挣扎的第一计。

  第二计是看出冯国璋别具用心,颇为忌惮西南的军政府,因而推波助澜,打算加深两者之间的矛盾,形成对抗之局,尤其希望发生军事冲突,所以紧接着停兑停付的阁令以后,发出一通密电,分致除云贵两广各省以外的地方军政首长,指责军务院非法,是拿黎元洪当傀儡来破坏共和,不顾民意,制造分裂,最后用挑拨的语气说:

  自滇事发生以来,政府息事宁人,但期不破国家之统一,能为地方之安宁,即不惜曲循一部分之意见。凡能迁就者,正在协商进行。而少数革命首领,竟公然不顾全国国民利害、国家存亡,窃据一隅,僭立政府,实系与国家为仇、国民为敌,岂能与语息事宁人之诚意?以共和为号召,乃竟将共和原理,国民公意,一概蹂躏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国将不国!尊处如有意见,望径电南京,请冯、张、倪三公,会同各省代表,并案讨论。

  所谓“如有意见”,其实是煽动各省,用武力讨伐西南,而以冯国璋为盟主。这也等于暗示,北洋政权的递嬗,将由袁而冯。犹之乎当年武昌起义,袁世凯受命复起一般,冯国璋能打倒西南,就是替他自己打天下。

  第三计最狠,也是袁世凯一早就在策划中的。袁世凯心目中最畏惧的不是蔡锷、唐继尧,也不是陆荣廷、梁启超或者岑春煊,而是缔造民国的革命党。因为革命党的势力无所不在,潜于九渊,升于九天,只凭一夕风雷。郑汝成被刺,肇和舰起义,不过小试身手。如今全国志士,集中上海,而可以团结各方,产生决大号召力,并能在国际上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陈英士。

  袁世凯是在辛亥年陈英士光复上海,进而力助苏州、杭州、镇江、南京各地义军起事,底定东南,并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进而组织临时政府,推选孙大总统,就已深知他真有旋乾转坤的手段。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对他仍旧不能放心,更经托人示意,有七十万元存在交通银行,如果陈英士愿意赴欧美考察工商实业,这笔巨款,就是他的旅费。

  陈英士表示愿意接受这笔“赠款”,但要拿来作为革命经费。这个答复,近乎开玩笑。“说客”据实回报,袁世凯便决定拿这七十万元,作为暗杀陈英士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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