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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开了一上午的会，直到饥肠辘辘，还没有结果。最后走上了不得已的一条路子，推举巡按使屈映光为临时都督。第二天，四月十二宣告浙江独立。 　　屈映光首鼠两端，出了一张布告，说“军民要求独立，将军失踪。本使为各界以维持地方秩序相迫，已于今日决定以巡按使兼总司令，维持全省秩序。”同时又密电北京，极力自陈，迫不得已的苦衷，表示仍旧效忠袁世凯。 　　这在袁世凯，当然算是安慰，四月十四日便下了一道申令，前面引叙屈映光的原电，后面大为嘉奖：“该使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军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当此时情势艰危，该使毅然热心，顾全大局；既已声望昭彰，务当始终维持，共策匡定。” 　　电文在报上发表，各方反应不同。局外人觉得以一省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竟成为“功在国家”，未免滑稽，而局中人则对屈映光大表不满。新军实力派之一的周凤岐，首先从宁绍防区，通电反对，要他澄清立场，表示“严阵以待”。在杭州在上海的浙江省国会议员，更通电宣布屈映光的“罪状”： 　　屈以巡按使兼总司令，布告中外，非驴非马，惊骇万状。论屈在浙四载，唯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荣宠，旋复俯首称臣，首先劝进。滇黔事起，各省中立，独屈筹饷刮款，进供恐后。祸害民国，厥罪甚深。若复戴为本省长官，实足令我三千万浙人，无面目以见天下。且通电输诚，伪命嘉奖，既誓死于独夫，奚忠诚于民国？反侧堪虞，粤事可鉴，宜速斥逐，勿俾贻祸。 　　其实不待“斥逐”，屈映光自己先就不想做这个都督。他当然也有他的一套看法，上海及江苏全省都没有独立，浙江独持异调，只恐曲高和寡，引来北军，岂非地方受灾？因此，虽在四月十七恢复了都督的名义，但又做了二十天，便坚决求去，改推吕公望继任。屈映光第二天就回台州原籍，长斋供佛，耽于内典，做了个不出家的和尚。 　　＊＊＊ 　　浙江的独立，对密迩的江苏，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尤其是在上海的革命党，以陈英士为中心，全力展开活动。最初是想说动冯国璋在南京独立，但冯国璋另有俟机而动、从中渔利的一番打算，所以表面守中立的态度，显得相当坚定。 　　看看此路不通，只有另外设法。第一个目标是江阴要塞，因为江阴是长江极重要的一重门户，炮台中有要塞炮八十门、机关炮四门，炮兵一千名，另加守备的部队一旅另一团，如果江阴能够独立，炮台落入革命党手中，足以威胁冯国璋，迫使他改变态度。 　　四月十四，镇江告警，江阴要塞司令龚青云被刺未中。隔了两天，终于赶走旅长方更生，公推尤民为护国军总司令，萧光礼为要塞司令。消息传到南京，冯国璋大为焦急，当天召集江苏绅士，表明他对时局的态度。 　　冯国璋表示，大局不日可以解决，江苏目前不便宣布独立，希望大家谅解他的苦心，共同维持治安。至于江阴独立，破坏了江苏的完整，他决定派兵“定乱”。 　　江阴果然“克复”了。但冯国璋已搞得手忙脚乱，军队调遣之时，要兵无兵，要晌无饷，都往北京方面推托。为此，冯国璋大发牢骚，打了个电报给国务卿徐世昌，说：“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政策，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枢吏或有设施，动为权限所扼。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至再至三。既欲节省饷需，不免削足适履。防务得力与否，无暇兼顾并筹。无事之时，尚可勉敷分布；一旦发生变故，统系不一，调遣为难。”接着便表明此次江阴之乱，全靠他个人的威望；不过，局势应该从“根本上着手，为除旧布新之谋，及今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开诚布公，昭告中外。”词气咄咄逼人，都为袁世凯而发。袁世凯心里自然不舒服，但不能不婉言解释。因为此时长江上下游的一个陈宧、一个冯国璋肯不肯尽心尽力，是他大总统的职位，能否保存的关键所在。 　　§二十五 　　从中央直接跟西南议和，一方面漫天要价，一方面就地还钱。双方条件悬殊，无法谈得拢时，徐世昌和段祺瑞决定间接求和，委托陈宧和冯国璋出面调停。 　　徐、段赋予陈宧的任务，是请他跟蔡锷商量，务必将袁世凯留任这一条，加入议和条件。陈宧答应极力向蔡锷疏通，事情本在未定之天，而北京打给冯国璋的电报，却说蔡锷已经答应仍旧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主要症结，既已消解，其他的话，就比较好说了，一直不明显表示态度的冯国璋，因而提出调停意见八条，第一条就是：“应遵照清室交付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袁大总统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 　　那知道八条通电刚刚发表，就接到了陈宧分致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的通报，才知道蔡锷根本未作任何承诺。 　　陈宧的电报中说，接到中央委托的任务，立即派代表到永宁，与蔡锷磋商和平解决办法，大致以维持现政府为主。蔡锷现已有了答复：云南、贵州两省，不能同意袁世凯留任大总统。陈宧表示望浅言轻，一个人调停的力量不够，建议联合江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各省，共同出面承担，仍旧请中央主持，指定适当地点，分电各省指派代表会商调停办法。 　　在陈宧而言，这是变相的打退堂鼓，在冯国璋却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为是袁世凯授意徐、段，有意欺骗，事到如今，还耍这样的手腕，未免令人寒心。再想到上年夏天，跟梁启超一起进京谒见，袁世凯斩钉截铁地表示决不搞帝制，结果他出京没有几天，筹安会就紧锣密鼓地上了场，心里越发不舒服。 　　新怨旧恨，加上一起，他到底忍不住了，关照他的秘书长，一向反对袁世凯的胡嗣瑗，拟了一个电稿，当日拍发，指责袁世凯对他“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谈到陈宧跟蔡锷的交涉，怨责“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最后说的是：“默察国民心理，怨诽犹多，语以和平，殊难厌望。实缘威信既堕，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迫。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见无术挽回，无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这明明是劝袁世凯退位。自己人作此表示，袁世凯既伤心，又着急，当天就恹恹成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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