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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这就是项城的手段,五国交涉,全亏陆欣老全力阻挡,所以有这样一番提拔。”胡秘书又说,“外交团对中国政局的关切,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杨度对这句话很注意,随即问道:“为什么?”

  “革命党在南边的势力还很大。郑妆成被刺,就是给颜色看!外交团每天有南边来的电报,深知其危,所以一直劝告中国政府,不可以轻举妄动。凭心而论,这是忠告。但是——”胡秘书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将他前后的话参照来看,这欲言又止,是有批评外交总长陆征祥的话,不便出口。杨度便问:“曹润田呢?他的态度可曾改变?”

  胡秘书没有直接的答复,只谈了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一件近事。

  曹老太爷花甲之庆,袁世凯送了一份重礼,一方匾额,题了四个字:“松荫常浓”,一柄三镶如意,一桌银器,另外三千元“彩舞之敬”。

  事后,曹汝霖进公府道谢。因为在座别无他人,所以曹汝霖谈到帝制问题。“此事外界议论不一。”他说,“愚见以为为时还早,所以有人以为我反对帝制。我受大总统的知遇极深,何能反对。但有所见而保持沉默,亦非尽忠之道。”

  “是啊!润田,”袁世凯很恳切地说,“这才是爱我!你也知道的,我不是拒谏的人。”

  “是!我所顾虑的是时间问题。虽有智慧,不如待时。现在民党的潜势力还在。欧战正酣,各国无暇东顾。尤其是日本的态度最可虑,二十一条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解决,日本野心未达,难保不别生枝节。”曹汝霖紧接着又说,“只看五国劝告,都由日本公使代表发言,大总统就可以想见其中的道理了。”

  说到这里,曹汝霖停了下来,看袁世凯的反应。他没有开口,只是表情上仿佛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似地。

  于是曹汝霖接下来说:“我的意思,现在应该宣布参加欧战,跟协约国站在一边,即使不派兵,援助物资也是一样,桐油、钨沙,都是很重要的军需品。这样到了欧战结束,外无闲言,内亦团结,自然水到渠成。所谓天与人归,目前尚非其时。”

  袁世凯仍旧不响,双眼眨得很厉害,好半晌才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你看历代皇朝,有几个是得好结果的?就算我自己年老不足惜,难道也不为子孙着想?外交界有人问到这话,你应当替我辩白。”

  曹汝霖听他这样表示,自然欣慰,连连说道:“大总统这样明见,真是国家之福。”

  辞出春藕斋,遇见帝制派的要角周自齐。曹汝霖便很兴奋地将袁世凯的话,都说了给他听,同时劝周自齐不可“逢君之恶”。

  周自齐笑了。“润田,你真忠厚。”他说,“但愿如此!”

  话中有讽刺之意,曹汝霖自然听得出来。回到家将袁世凯的话又细细体味了一会,认为他对于称帝一事,虽已动心,但还在考虑之中,所以不肯承认。既然如此,犹可挽回,想另外再找个机会,切切实实地动以利害,劝他打消。

  那知第二天进公府开会,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总务厅长唐在礼,特意到他座位前轻声说道:“曹次长,请过来,有样东西请你看。”

  曹汝霖跟着他到了统率办事处,唐在礼开保险箱取出来两本极厚,装潢得极精致的册子,很慎重地捧了给曹汝霖。

  “上头面谕:交给曹次长看。”

  曹汝霖翻开来一看,是各省劝进的名册,约略计算一下,总有几万人之多。

  “请坐下来细看。”唐在礼亲自拉开椅子,很恭敬地说。

  情不可却,曹汝霖便坐下来细细翻阅。

  翻到一页,正好是清室劝进的名单,总代表当然是道光皇帝的嫡长孙,“镶红旗满洲都统溥伦”。接下来是蒙古王公的名单,总代表也就是“请愿联合会”的副会长那彦图。他是元世祖忽必烈嫡系长房的后裔,也是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封号叫做“阿尔泰亲王”。他本人是清朝的额驸,跟溥伦一样也是八旗都统,而且是“上三旗”的镶黄旗的满洲都统——末路王孙,做了出卖他的祖宗的勾当。

  人数太多,看不胜看,曹汝霖只细看了他们江苏的名册,其中也有些知名之士,如江阴的缪荃孙,常熟的曾朴,宜兴的储南强。除了老名士缪荃孙晚年境况不佳,可能会受利诱以外,他不相信曾朴和储南强,也会列名劝进。总而言之,这本名册,真假难辨,袁世凯如果以为这就是真正民意的表现,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想是这样想,却不便有所批评。敷衍了一会,合拢名册,向唐在礼淡淡地说道:“执夫兄!请你报告大总统,说我看过了。”

  过了两天,曹汝霖又进公府要见袁世凯,承宣官告诉他说:“大总统正在接见英国公使。”

  “怎么没有听说?”曹汝霖怀疑,“不会吧?”

  “不会错的,是英国朱公使。”

  于是曹汝霖转到机要局去访张一麟。“仲仁,”他问,“向来各国公使请见总统,都由外交部代为安排时间,何以此刻朱尔典进府,外交部毫无所闻?是谁带领进见的呢?”

  “听说朱尔典是直接到公府求见,由蔡耀堂带进去的。”

  蔡耀堂就是蔡廷轩,职居“副礼官”,专为袁世凯负联络在华欧美外交官及有地位侨民的任务。曹汝霖心里在想:朱尔典说不定是袁世凯命蔡廷轩直接约来谈话的。这样避开外交部而展开“宫廷外交”,目的何在?外交部又应该采取怎样态度?曹汝霖的疑问还未求得解答,承宣官已来通知,说朱尔典已经辞出。曹汝霖便跟着他进春藕斋,在长廊中与朱尔典相遇,两人只握了握手,并未交谈。

  一进入袁世凯的书房,就发觉他神态异样兴奋,与郑汝成被刺那天的情形,正好相反。“奇怪,奇怪!”他一开口就这样说,“刚才朱尔典亦来劝进。他一定是奉了英国政府密令的。”随又吩咐卫士:“请蔡礼官来。”

  蔡廷轩一召即到,依照袁世凯的吩咐,将朱尔典劝进的话,细细讲了一遍。同时袁世凯还兴高采烈地纠正蔡廷轩的错误,作了许多补充。

  “我说,我受人选举作总统,而且宣誓效忠民国,如何可以背誓?润田,”袁世凯问,“你猜朱尔典怎么说?”

  “请大总统明示。”

  “朱尔典说:‘人民要阁下做皇帝,就做皇帝,这是人民的意思。不能算背誓。’耀堂,是这么说的吧?”

  “是!”蔡廷轩答应着,并且还用英语将朱尔典的话,向曹汝霖复述了一遍,表示他传译是如何忠实于原句。

  “我又说,五国劝告尚无下文。话没有完,朱尔典就抢着说:‘这是贵国内政,且出于人民公意,国际上不应该干涉。’这话也跟陆子欣的意思一样。润田,国际公法上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

  曹汝霖本来想说:公法是一回事,强权又是一回事。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慢吞吞地答了一声:“是!”

  “那就对了。”袁世凯愈觉欣然,他平日对人讲话,向来威而不暴,和而能重,但这时却显得有些得意忘形的轻佻,“朱尔典还说:‘以后体制攸关,不能随便跟阁下谈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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