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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果然，消息一传，全国大哗，指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于是段祺瑞发表通电，说明立场，陆征祥又引咎请罪，而袁世凯则密令各省将军，对民众严加约束，不得滋事。在高压手段控制之下，风波在表面上算是平定下来了。 　　日本国内，却也有风波，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失当，认为所得应不止此。就在这时候，日置益奉调回国，向曹汝霖辞行时，他设宴款待，想替袁世凯作一番“亲善”的工作。 　　“袁总统一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曹汝霖问，“袁总统常跟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出手来想跟他相握，他反伸手打我一巴掌，这样子如何能讲亲善？”他接着又试探：“我总觉得贵国对前清，似乎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不是为了国体改革，由君主变为共和的缘故？” 　　“不是！贵国革命以后，如果是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日本无话可说。因为孙先生一向主张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官，推翻清朝，当了元首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日置益又说：“至于袁总统，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国体改革以后，无论他的做法、说法如何巧妙，在我们旁观者看，总不免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普遍的观念，而且，这个观念还是从贵国传过来的。” 　　曹汝霖在日本多年，日本人有此观念，却还是第一次得知。他当然要为袁世凯辩白：“我国与贵国不同。贵国皇统，万世一系，在我国，篡夺之事，史不绝书。对清朝来说，还是袁总统当政来得好，袁总统力争清室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倘是孙先生作了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 　　“照足下所说，那就是袁总统慷贵国国民之慨来报他的私恩？” 　　这句话很厉害，曹汝霖再善于辞令也被问得瞠目结舌，无法辩解。 　　“不过，你的话也不错。可惜袁总统的做法错了。” 　　“怎么？”曹汝霖问，“照贵使看，应该怎么做？” 　　“袁总统仍旧应该尊清。”日置益说，“当时不是君主立宪吗？如果真正名实相符地立宪，规定满洲人不得干预政治，我想，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总统则可以任何最高名义执掌政权，那怕做摄政王，也没有什么篡夺的嫌疑。”说到这里，他又郑重其事地加了一句：“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闲谈而已。” 　　日置益的慎重态度，正好说明了就是日本外交界，甚至整个政界对中国国体改变的意见。曹汝霖是日本通，深知军部与政党在外交政策上，常有歧见。但这种歧见，有时反而会发生左右逢源的妙用。照日置益的话来看，日本政界未必赞成帝制，尤其是袁世凯称帝，那么溥仪的小朝廷就决不能存在，必得面北称臣，这种“君臣倒置”的现象，可能会影响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对天皇地位的观感，当然是他们政治家所不愿见的。 　　然而日本军部则无疑地是愿意支持袁世凯的，只要条件相当。将来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换取支持的交换条件。强邻虎视眈眈之下，袁总统还想“更上层楼”，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曹汝霖为此忧心忡忡，但家世教育养成了他事上恭顺的性格，紧守着“多言贾祸”之戒，不敢开口。 　　＊＊＊ 　　眼前就有个“多言贾祸”的例子。 　　由于梁士诒平日言谈，一直表示不赞成帝制，所以杨士琦与杨度就跟袁克定商量好，密密加以布置。第一步是当熊希龄的人才内阁垮台时，将交通系的周自齐由交通总长调署财政总长，遗缺派内政总长朱启钤兼署，作为过渡，然后换上袁克定在德国结识的梁敦彦。 　　第二步就是授意前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现当肃政史的孟锡珏，及津浦铁路总稽核金恭寿，拟就一个参劾的稿子，由杨士琦送给相当前清左都御史的都肃政史庄蕴宽，要求照参。 　　庄蕴宽面有难色，杨士琦很率直地说：“这是‘主座’的意思！” 　　于是庄蕴宽只好不作声。不久，政事堂密令调查的报告一到，庄蕴宽领衔参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十大罪状。这一来，梁士诒只得生“政治病”，请假避到西山“养疴”去了。 　　泉石徜徉之际，梁士诒的内心却是七上八下，无一刻得一宁静。 　　梁士诒心里雪亮，这是擒贼先擒王的反面策略，射人先射马！津浦路局和赵庆华只是一个起点，就像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往外扩展，止于何处，难以预料。如果风平浪静，不久自能消散于无形，倘或有人推波助澜，则风涛之险，灭顶有余。 　　果然，过不了两天，春云渐展，事态日益明朗，参案牵涉到的不止津浦路，还有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合津浦共为五路，所以报上称为“五路大参案”。除了津浦路局长赵庆华“立予撤差，传解就质”外，交通系有名的“二关”，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长关冕钧，亦奉命“离职听审”。 　　这是“波及”的第二圈。再向外扩展，第三圈就波及到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了。叶恭绰是梁士诒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对交通界而言，梁士诒“不在其位”而能“谋其政”，就因为叶恭绰以交通次长的身分在维系交通系，所以当“津浦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最有关系，着暂行停职候传”的府令发表，在梁士诒的感觉中就像明晃晃的一把匕首，当胸直指，惊心动魄，再也无法安心养“病”了。 　　接着，政海掀起了更险恶的波澜，被参的还有两个次长，一个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张弧，一个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 　　徐树铮外号“小扇子”，足智多谋，雄心勃勃，是段祺瑞的心腹。“段总长”不常到部，陆军部由徐树铮“当家”，袁克定一直拿他视为眼中钉，去之唯恐不快，所以他的被参，还不足为奇。所不解的是财政部次长张弧，为人圆滑，平日除了在赌上下功夫敷衍一班大老以外，对皖系及袁克定并无所忤，何以亦卷入这场政治风暴？实在是一件怪事。 　　说穿了不稀奇，“五路大参案”以外的“三次长参案”，都是为了杀鸡骇猴。梁士诒、段祺瑞一掌财权、一掌兵权，而都不赞成帝制，所以胁叶迫梁，胁徐以迫段。至于胁张弧则是警告另一个在政界有相当潜力而亦反对帝制的熊希龄——张弧与熊的渊源极深，所以“借”他一用。 　　“不能让袁云台听二杨之言，这么乱搞。燕老，”有人劝梁士诒，“你躲在西山不是回事，该去见一见项城，说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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