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39)_高阳

三九

　　十一月十四日，翁同龢偕张荫桓赴德使馆与海靖会议，至上灯后始散，所获结果是：

　　一、登岸德军回舰，军舰退出胶澳。

　　二、不赔兵费。

　　三、应负责任的地方官，由中国自行处罚，或革、或降、或调。

　　四、“别指一岛”事，德使须请示后再复。

　　五、所议结果，德使电报国内三日内正式照会。

　　依照十一月初十所议定的六条，最后一条两国照会同意，教案即算结束。交涉至此可说已经成功了。

　　哪知第二天平地起波澜，李鸿章肆无忌惮的行径，真堪发指。翁同龢十一月十五日记：

　　见起四刻，论德事，恭邸语多也，几不支，退已巳初。到馆憩，腰痛头昏，径归。潇洒以为无事。樵野书来，云今日俄巴使到署，李相竟托代索胶澳，彼即应允发电，廖欲尼之，而许助李说直情径行，且曰此事非一二人所能口舌争也。事在垂成，横生枝节，可叹，可叹。

　　夜草奏稿，拟后日上，盖不可不办耳。

　　原来这天总署之会，翁同龢未到，张荫桓亦未到，廖是廖寿恒、许是许应骙。许助李说此事非一二人口舌所能了，即指翁与张的交涉而言，其语不啻自李口中所出。但事实上已由二人口舌了结此事，如翁与张在座，立即可以声明，李鸿章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当可及时阻止俄国的干预。所以张荫桓明知这天关系重大，而无故不到总署，亦是不可原谅的过失。

　　接到张荫桓的信后，翁同龢有一复函，见《尺牍墨迹》：

　　今日之会，阁下奈何不与？恐败乃公事矣！然有一法，明早偕阁下往彼馆，以此微讽之，何如？明亦当以此告同列也。适风眩，极烦懑。不一、不一。

　　所谓“以此微讽”，乃是告海靖如不早了，俄将干预，或者反有催逼的作用。这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已“败乃公事矣”！翁同龢十一月十六日记：

　　早入，与恭邸谈昨事，亦甚诧。见起四刻，论昨事，上曰遣奕劻即往告李鸿章，速寻巴使，云缓数日俟续电，勿遽动。天语决断，非臣工所及。退与庆王言之，王毅然任之，有明发，有廷寄，辰正一刻散。到馆卧片刻，起访樵野，令梁震东到德馆探问，并告余等将往。少顷回云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

　　樵发许电详告原委，今转电杨使咨外部，中国不欲俄为华与德失欢，若议不成再电告，此时勿调船云云，我二人名发之。樵又拟旨，谓已派某二人与海商办，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云云。恐太讦直，明日酌之。

　　如上所记，可知光绪、恭王、庆王，皆不以李鸿章的举动为然，而遣奕劻传旨，又可见此事之严重。据海靖所答，则李鸿章请俄代索胶澳一事，尚无所知，此时欲言补救，则唯有照张荫桓的办法，明旨责成翁同龢、张荫桓专办对德交涉，杜绝李鸿章的擅自干预，可惜“此件未用”。其原因见于《尺牍墨迹》中，十一月十七日见起后致张荫桓函：

　　昨拟件，邸不欲，云：“且慢、且慢！”照会稿已递，谕再写一份，约康民书之，仍须在尊斋钞折也。仪公复庆邸信，录呈。今日晚刻，必赴彼馆，候示及。

　　“邸”指恭王，为了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不用此旨，遂成大错。至于李鸿章复庆王的信，即谈往晤俄使之事。李鸿章在信上这么说：

　　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教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固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

　　很显然，李鸿章根本不曾极力阻止，反带来了日后俄国大举干预的伏笔。自此以后，德国的态度也变了。翁同龢日记：

　　十七日约樵野诣德馆，未刻樵来，互德致梁震东书云电未回，可勿往，意颇疑之。樵去，晚间信来，云得阆西电，英提督驻胶，有窥伺大连之意，若又起一波，竟无法办矣。

　　十八日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南洋电。英德勾通情状已露，窦使照会，云德有利益英当均沾，特未揭破胶口耳。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伊推却云有要事不能候，然则变卦显然已。

　　十九日见起四刻，辰正散。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未正赴总署，荫道午到，晤于署。

　　上记中的人名，梁震东为梁诚，留美幼童第一期出身，与留德学生荫昌（字午楼）皆以道员身份，奉派随同办理对德交涉，阆西为裕庚，驻法公使，其女即所谓“德菱公主”。罗则罗丰禄，驻英兼驻意、比公使。

　　此三日中的变化，皆由李鸿章为虎作伥而起，俄国舰队驶赴旅顺，英国当然会有情报，但俄国勾结李鸿章的内幕，犹未显露，则俄舰西来的真正意向，尚不明了，“英提督驻胶”，自是勒兵观变之意。至谓“有窥伺大连之意”，未必尽然。英国的利益在长江下游，在中国北方占一港口，毫无用处。而且胶州在山东南部，海域属于黄海，大连则在渤海湾，与山东北部的烟台相对，断无在胶州可以指挥海军进占大连之理。

　　裕庚在巴黎所获得的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然并不正确。翁同龢昧于外势，亦缺乏军事知识，所以无法研判清报的可靠性，误以为“英谋大连湾”为“英德勾通情状已露”，却下知道他预备“别指一岛与德”，如是舟山，即不能为英国所接受，势必以利益均沾为名，在北方制造事端，以便介入中、德、俄之间的谈判。

　　同时，俄德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变化。俄国先是利用德国作前驱，为其制造依据条约“援助”中国而进兵的借口，所以德皇对俄国外交部出尔反尔的声明，斥之为无耻。其后探知俄国的真正意向在旅大，而不是与德国争胶澳，对俄国的态度，自然改变了，但犹未至彼此合作“分赃”的程度。促成德俄合而谋我者，是李鸿章。

　　此话怎讲？须知许景澄从德国发来的情报，是非常正确的。德皇此时有扩张海军案将向国会提出，因而公开表示，德国须在东方获一海军根据地，但不一定是胶州，亦不一定须用武。所以德国此时的对华政策，颇为稳健，先解决曹州教案，但留下伏笔，即占一港口的问题，另行谈判。

　　解决曹州教案，授权海靖办理，只看翁同龢去谈“六条”，海靖往往先坚持，后让步，或“竟不驳”，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握有收发由心的充分权力。十一月十六日，梁诚奉命至德使馆催问同意照会，复命时说：“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所谓“伊无添索”，说得再明白不过，此一交涉，除了“别指一岛”之外，其余他都是可以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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