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37)_高阳

三七

　　据窦宗一附注，此条记事，采自《俄使报告》，其真实性绝无可疑。按：当时军机为恭王、礼王、翁同龢、刚毅、钱应溥，总理大臣共十人，就算李鸿章班次在翁同龢之前，此事不告诉翁同龢，不算越权，但在他之前还有恭王及庆王，何得擅专？如果告诉恭王及庆王，则两王一定会通知翁同龢。

　　于此可知，李鸿章之一手遮尽耳目，就是要瞒过翁同龢及张荫桓，先为俄国出兵制造一个口实。其情较吴三桂借兵，尤为可恶。

　　李鸿章私下至俄国公使馆勾结，是一直瞒着翁同龢的。张荫桓事后始知，但不敢公然揭穿李鸿章的阴谋，只私下向翁同龢有所陈述。翁同龢日记：

　　十月二十四日未正赴总署，诸公皆集，庆与樵野未来。申初俄巴使来，言得其国电，已派水师提督由海参崴带兵船赴胶澳，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则云以船镇之，讲解则仍在本国也。三刻去，临去云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天黑归，樵野候我，云借俄，伊不谓然，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东方起战争，岂中国之利耶？今日不赴会晤，盖有深虑云。其言亦有理。以吾观之，战事未必起，恐不占胶澳，两国皆别有要求。

　　张荫桓不赴总署之会，必是因为已经得到消息，李鸿章所勾引的俄舰，已经东来。当时如提出反对，则李鸿章必然会根据中俄密约，表示俄国之出兵，正是履行条约的义务。这样，变成张与李的正面冲突，于私于公，皆非所宜，所以私下向翁提出建议。至于李鸿章的态度，与俄国是完全一致的，由次日（十月二十五日）的情形可以看出来。翁同龢是日记：

　　晴，晓寒，风止。恭邸昨归，今入直，取进士者皆垂纳，惟令聂、袁两军准备。邸令杨宜治往津面告北洋。见起二刻，辰正散。径归，倦甚。抄连日电报于小册。李沧桥来见，递福禄寿诉说，借款为汇丰阻挠，因令先汇十万镑再开口。

　　未正赴译署，赫德来献议，谓胶议当先令退兵，否则必索兵费。再令撤使，谓我事事按条约，而彼使横开衅端，亦先发之道。合肥驳之，伊怏怏，其实所言亦有理。得沪电，询胶事如何。以福禄寿所呈及合肥所算各借款盈绌单送樵野斟酌。

　　赫德采取强硬态度，而李鸿章“驳之”者，因为德国兵舰是俄国请来的，如果强硬态度生效，德国退兵，俄舰亦就没有东来的理由了。

　　其时国际局势已起变化，德皇威廉第二对于俄国出尔反尔的举动，颇为恼火，认为两面挑拨，居心叵测，痛诋俄国外交部的声明，是“极端无耻的”。在事实上，如果俄舰开入胶州湾，势必发生冲突，有演变为德俄战争的可能，不得不预为之计。

　　德法世仇，法又联俄，因此德俄开火，不但必如张荫桓所说“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而且亦可能攻击德国本土，陷之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因此，德国乞援于英，英国由于维多利亚女皇的夫婿阿尔伯特亲王是德国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俄国见机，将早先对其远东舰队司令官所下“如果德舰有所动作，即追踪入胶州湾，保持既得的停泊权”的命令，予以撤销。同时决定尽快结束曹州教案，希望在中国取得一港口的问题，另案解决。

　　于是从十月二十六日起，德国主动展开对中国的直接交涉。德国公使海靖致送照会一件，要求六事：“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偿、山东路矿、租胶州湾。”此即翁同龢所称的“六条”。

　　十月二十六日，德国公使致送照会，开出六项条件后，展开正式交涉。翁同龢记其经过云：

　　到总署，已而两邸群公毕集，未正三德使海靖挟参赞贝威士、翻译福兰格及一武官来，见面寒暄，先说本日照会已阅否。恭邸首责以兵占胶澳，言非退兵不能讲，语峻而圆转直截。彼云万不能退。又与刚柔并用，不失礼亦不失言。彼推外部，有中国并无不是之处一语，余等摘此语再三往复，彼不允却不怫，四刻退。抄今日来照会，并答伊照会及此次问答，明日具折呈递。

　　交涉虽无结果，但彼此意向已有了解，“彼不允却不怫”一语，足见德国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最后将彼此来往照会、问答“具折呈递”，亦清清楚楚地表明，交涉虽为“两邸（恭王、庆王）群公（总署诸大臣）”，但实际上主持外交者，是恭王及翁同龢，两者的关系，又似“大学士管部”，恭王只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方始参预，所以说中国的外交，此时实际上由翁同龢主持，亦无不可。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这一点，才会恍然于李鸿章的积极干预，是蓄意侵权，心目中根本未考虑国家的利益，较之利用职权以营私的罪行，更为严重。

　　十月二十八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山东巡抚李秉衡皆有电报。翁同龢记：

　　是日东抚、北洋皆报章高元事，皆谓宜饬总署及许使力争。谕将两电抄交总署，以此事办照会问海靖，我兵屡次迁移，胶州民心惶惑，若激生事端，中国不能任咎。退告总办松年回堂。饭后访李相、樵野、庆邸三处皆晤，樵野属稿，庆邱谈次激昂流涕。

　　所谓“樵野属稿”，即由张荫桓拟致驻德使臣许景澄的电报。当时对德交涉，是在北京与柏林双线进行。先谈北京方面。翁同龢二十九日日记：

　　未初赴总署，诸公来集，余曰且发俄电，曰且少待。余曰以章兵属张抚，曰且迟，盖章电似可放还也。至西厅屏人议六条准驳，首末应驳，明日递海来照及两覆照折。

　　说“且少待”“且迟”者，皆为李鸿章，“屏人”者亦为避开李鸿章。彼时最重科名，李鸿章之能把持总理衙门，即因身为翰苑前辈，集议时如“两邸”不到，则俨然主持的身份，翁同龢无奈其何，唯有避开他跟张荫桓，可能还有廖寿恒，密议正式答覆海靖的照会。所谓“首末应驳”者，来照第一条要求将已调川督尚未离任的李秉衡撤职，第六条声明教案结束后，方能退兵。中国表示李秉衡撤职不能接受，要求德国先退兵，再谈其他。

　　第六条为双方交涉症结所在，但后来很快地由于双方各作让步，而取得协议，功败垂成，出于李鸿章的开搅。详见后文。

　　关于柏林方面的交涉，日记中语焉不详，须看《尺牍墨迹》。十一月初一致张荫桓一函，后段云：

　　巴兰德，今日电许使，传旨奖励矣。

　　巴兰德曾任德国驻华全权公使，自光绪初元开始，驻华九年之久，与中国的关系极深，许景澄找他帮忙，电请予以奖励，准予照办。翁同龢函中所述即此事。

　　许景澄在德交涉经过，大致可由《尺牍墨迹》所附张荫桓亲译的来电中，钩稽出一个大概情形。十一月初三电云：

　　德事颇棘。澄现往晤巴兰德，若公与通电，托其设法解释两国嫌隙，由澄译致，较着力。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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