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35)_高阳

三五

　　大风又起。天未明至西苑门，辰初二刻起下未叫，余入于翔鸾门内请安磕头，上入座，余以场中所奉朱笔面恭缴。上问中卷批字何以有“中”“取”之别。对以正考官批中，副考官批取。上曰，此次朱笔派汝与福锟并为正考官也。敬对入闱匆匆，未及致详。命此两日少休，毋庸入直。赴顺天府鹿鸣宴，先饭高京兆所，未初入坐，即起谢恩，新举人到者二人，谒见草草，抢宴者轰然矣。贺孙莱山，访晤颂阁。夜风未止。吏部送誊录名单来。

　　顺天乡试考宫，本来亦如他省，一正一副，乾隆中叶，因考卷过多，改为一正二副。至道光十二年四月，简放房考官时，特旨“典试各员必将闱中落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申诫谆至。“搜遗”为主考之事，所以适年顺天乡试，增派副主考一人，为一正三副，自此遂成定制。光绪十四年戊子，顺天乡试主考，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先恭慎公（时官兵部尚书），余一人为刑部侍郎薛允升。观此一名单，正考官自然是福锟。

　　密旨乃特派翁同龢同为正主考。我很疑心，加派翁同龢为正主考，即出于孙毓汶的奏请，因为其子孙荔生即在闱中。此举除讨好翁同龢，并亲自赍旨，明以示宠，暗送秋波以外，实际上有两种效果：第一，希望翁同龢能对孙荔生特加青眼。乡试虽说糊名易书，但孙荔生应顺天乡试，必编入“北皿”字号，南、北中皿额相同，而“北皿”人数比“南皿”少得多，闱中摸索，并非难事。

　　第二，孙荔生原已由正主考福锟处取得关节，只是文章并无把握，如果福锟取中，翁同龢认为不同，指出文字如何不佳，福锟是无法跟他争的。有此一举，翁同龢自能默喻于心，乐得成全。九月十六日所记，不云孙荔生取中，而云“贺孙莱山”，即贺其子中举，措辞如此，殊可玩味。

　　在翁同龢写信给张荫桓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记：

　　孙荔生（榕），莱山次子，余戊子门人，感疾竟卒。

　　又二十四日记：

　　午入署，散后出城吊孙荔生，门者辞，未入。

　　翁同龢系咸丰六年丙辰状元，榜眼即孙毓汶，通家之好，交情素密。但孙毓汶入枢后，交谊发生裂痕，不意至甲午前后，竟至不通叩问！此事罕为人知，我亦是看了翁致张一函，再考查翁同龢日记，方知有此一事。或谓，自光绪亲政后，翁同龢隐操大权，看孙毓汶对翁的态度，则知此言为不虚。而张荫桓与孙荔生交游必甚密，借此结纳孙毓汶，亦为可想而知之事。

　　引翁同龢致张荫桓一函，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影本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松禅老人尺牍墨迹》，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一百零五通。此影本的问世，对近代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旅顺、大连是怎么丢掉的？可从这影本中求得明确的答案。光绪年间，北京有副谐联：“刘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皆以为下联言之过分，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案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此影本的问世，与我有一段渊源，同时我写《同光大老》需征引其中的材料，因而对《松禅老人尺牍墨迹》影本，有先作一介绍的必要。

　　这一百零五通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信，收藏者是吴永（渔川）。慈禧生平受惠于两吴，前有吴棠，后即吴永，看过《庚子西狩丛谈》的，自知其详。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亦见赏于张荫桓，戊戌政变，张荫桓被捕遣戍，适一百零五封信，不知如何落入吴永手中。我在辛亥四月，编次成册，即为目前的形式。其归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的经过，如蒋慰堂先生所记：

　　渔川一生为宦，两袖清风，其幼女芷青女士，于归文恭家人舲雨先生，此文恭遗墨，即出其嫁之押奁物也。翁君乘桴东渡，执教于美国爱渥华大学，遗墨相随有年，尝谋出版而未果，不幸赍志以殁。

　　去岁其遗孀吴芷青女士返台，钱宾四先生以为此先贤手泽，不宜流落异域，遂亟为撮合，售归本院，专橱陈列，以供众览。余睹诸札，皆外交史料，价值甚高，不独昔贤真迹之可宝，乃嘱司事者影印出版，以供治近史者之研考。

　　主其事者为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昌彼得兄。但这些函件作为史料来看，必须做一番整理，因为：第一，大部分的函件都只有日期及时刻，甚至并此亦无；第二，函中多用隐语，或者点到为止，纯为心照不宣的密札。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时局，以及朝贵的交游、起居不了解，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以吴永为同时之人，亦竟未能依序编次。再如叶誉虎先生，对函中所叙时事，一时亦无从细辨，有致潘伯鹰一函，翁氏附于原册之后，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翁文翁（按：应为恭，误书为翁）致张樵野各札，皆光绪二十二、三、四年时事。二十四年夏，文恭被逐，旋兴戊戌大狱，继以庚子，国脉遂栎。愚颇欲将各札逐一考证其本事，而加以评骘，惜精力与资料，两皆不给，只可中止，然甚望有人为之也。吴渔翁钦服樵野，绝非阿好，盖其人实非同时诸人所及，乃夭枉非命，遗文荡然，可叹之至！原札三册，乞交还翁君。此复

　　伯鹰弟

　　遐翁七月十四

　　作为目录学专家的昌彼得兄，本可以自任整理之役，但因公务、教课，两俱繁重，因以其事委诸笔者。前年夏秋之间，穷匝月之力，理出一个头绪，制成《原函次序与本编页次对照表》，附于影本之后，并做了三点说明：

　　一，本表编次，以翁同龢日记为主要根据。函中所言为日记所未载，则参以旁证，如患病、出游、入直时刻及其他史料加以推定。

　　二，翁与张之关系，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前，为户部司官，书札往来，商榷部务居多。自翁亦值总署，以闇于外势，对张倚任益深。胶济事件经过，参读日记，始末毕具，其已有成议而忽中变之由来，函中灼然可见。此一部分函件，特具史料价值，前后次序，亦最明确。

　　三，页第三三、一〇三、一一〇等函三件，无从稽考；页四〇、一九二、一九三等函三件，系总理大臣廖寿恒致张荫桓者，阑入。

　　如我所考，此册所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实仅一百零三通，确实可考的一百件，起自光绪二十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六日，首尾整整四年三个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封信是：

　　承惠蕉果，极感。午间所谈，乞密之。千万！

　　两浑初八

　　此函我认为作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八。在“对照表”中，我所做的说明是：

　　此函不见翁记述及，以“两浑”心照，知为极有关系之事。按：慈禧发内帑银三百万，钱万串，是日由张荫桓在西苑门承领，度此时有所密语，而必牵涉及于两宫之不和。姑系于此，以待详考。

　　请再看翁同龢是日日记：

　　晴凉。入稍迟，先进讲，次会议。恭邸来，志锐折专交恭邸，余未见也，有语传恭邸，巳正散，诣奉宸宛公所与谈片刻。是日起发宫内节省银三百万佐军，分日领，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归饭，饭后入署，站九刻，画稿极多，惫矣。访芝葊，意殷殷也。归未见客，与子侄谈。

　　其时慈禧正驻西苑，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为八月下旬之事。我记得曾看过一段记载，大意是说，甲午战事既起，军饷支绌。慈禧召见军机，自愿出积蓄助饷。有人大概是礼王世铎，一再表示，此是向太后暂借，等部库充裕，即当归还。后来光绪告诫军机，如太后召见，不必再提暂借及归还的话。意思是慈禧的积聚甚多，助为国用，亦是应该的。我疑心这天“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翁同龢即是告知此事。至于光绪的话，当然会有人向慈禧密报。在慈禧看，光绪竟是在打她的主意，自是不孝。母子嫌隙，竟至无可弥缝，实与此事大有关系。惜已不复省忆这段记载见于何书。

　　翁同龢入相后，大权独揽，张荫桓则左右逢源，以户部侍郎值总理衙门，借洋债正为分内之事，复以翁同龢的信任，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这三四年间，亦正是他最得意的时期。张荫桓跟张謇一样，都是所谓“霸才”，自然想独掌一军，有所作为，但出身上吃了亏，所以必得依附大老，始能出头。得翁的信任，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很想乘势铲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奈翁同龢不识他的用心，而李鸿章已有所觉，张荫桓乃不得不见机而作，与翁同龢遂成貌合神离之局。

　　最后以翁不可恃，想直接上结帝知，犯了慈禧的大忌，犹在其次，成了宦官集团，包括内务府衙门在内的公敌，那就必死无疑了。

　　翁同龢与张荫桓皆垮于戊戌政变，而戊戌政变直接的导因是胶澳事件。李鸿章死于辛丑议和受俄国人的凌逼，而辛丑承庚子而来，庚子之乱为戊戌政变失败的后遗症，因此推原论始，说李鸿章死于胶澳事件，亦无不可。

　　总之，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中去看，李鸿章的断送老命皆咎由自取，而贻祸国家，至今未已。我以各种机缘，成为最了解这段史实的人，所以，一直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我把胶澳事件演变的经过写出来，作为近代史学家重新评估自甲午之战到庚子之乱，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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