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5)_高阳

二五

　　此即户部搪塞之法。至三海工程告竣后，复修颐和园，备慈禧六旬庆典之用。当时系由李鸿章以“疆臣领袖”的身份，出面函各省派款，可考者有：

　　两江七十万两。
　　两广一百万两。
　　直隶二十万两。
　　四川二十万两。

　　以上合计二百一十万两。两江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两广包括广东、广西两省，加上直隶、四川，共为七省。估计山东、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大致亦为每省二十万两，合计一百二十万两；河南、福建、云南，每省十二万两，合计三十六万两；陕西、贵州两省各六万两，合计十二万两。各省报销总数，约估为四百八十八万两。

　　这是光绪十五年春天的事，颐和园工程已动工多时。每年四百万的两洋经费，自光绪十一年下半年起，至十五年上半年止，共一千六百万，其中半数用于修三海，则颐和园工程亦已花掉八百万。如今复又征敛各省，自然过分，因而御史林绍年特上封奏：

　　臣闻近日督抚均有报效，两广总督一百万两，两江总督七十万两，直隶、四川各二十万两，江西十万两，存之北洋生息，以备宫廷之需，中外传闻，纷纷叹异，臣窃以为此举有关国家政体民生甚巨，不敢不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夫朝廷一号一令，实关天下之安危。同治七年，御史德泰请修圆明园，有旨以该御史所陈，剥削小民，动摇邦本，立予革职，天下臣民，同深钦感。维朝廷有前日之兢业，所以有今日之安全，今如不慎，后将如何？大抵事之所起甚微，而患之所伏甚大，臣固不能不偲偲过虑也。要之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应请特降谕旨，饬下各督抚及北洋大臣将报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发还，庶天下臣民共晓然于朝廷爱民求治之心，则所保存者甚大。

　　此奏持论侃侃，有不避斧钺之概；“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尤为不刊之论。按：林绍年，字赞虞，福州人，同治十三年翰林。李慈铭光绪庚辰会试中式，即出林绍年房，而李慈铭很轻视他的这个房师。《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五，以林绍年与阎敬铭、张之万、鹿传霖合一传，殊为不伦。此四人性行迥不相侔，阎敬铭当立专传，而以李用清、李嘉乐相附；张之万是标准的“磕头虫”，可传可不传；鹿传霖则当置于列传二百五十九之首，与陆润庠、世绩、伊克坦为伍，皆可有可无的人物。林绍年早年风节，晚年吏治，颇有可称之处，自当别自位置。

　　谏奏停办颐和园工者，除林绍年以外，别无所闻。只有阎敬铭，以行动表示抗议，坚决求去，翁同龢日记所谓：“相公一骡去，吾能匹马追。”而终未能挽回；“长谈一时犹未畅”句下，“惜谈过即忘耳”六字，非当日所记；翁同龢被逐回乡，恐文字贾祸，曾将日记作一检查，删去碍语。当时“长谈一时许”，自然是痛斥园工之足以召亡国之祸。

　　我这句话自觉好像是老生常谈，需要说出一个道理来，才能令人心服。

　　园工不过花了三千万，三千万银子的靡费，莫非足以亡国？当然不会。圆明园两朝经营，乾隆六十年中，几于无时不在为圆明园踵事增华，但史家皆知乾隆导积弱之因者，在六次南巡，及“十全武功”中有几次并无必要的劳师动众，圆明园的工程，影响不大。然则，何以慈禧一修颐和园遂成亡国之因？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半是知道的，昆明湖换了渤海，海军经费不足，故有甲午之败。其实，就这一半的答案，也并不完全正确。北洋海军，根本上就有个极大的矛盾，作战人员是由“福州船政局”肇始的一系，而统驭及后勤作业掌握在淮军手里。李鸿章的嫡系，人人发大财，叫军舰上的官兵去卖命，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所以黄海熸师，基本上不是败于日本，而是内部极大的矛盾，遭受外来的刺激，发生了彼此抵消冲突的瓦解作用，以致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甲午之败，归咎于园工、归咎于翁同龢之奏定，不添一枪一炮，固然责有攸归，但过分强调，不是不明实情，就是误信了北洋的宣传。

　　现在谈另一半的答案。修颐和园之足以召亡国之祸，问题不在三千万银子，而是筹此三千万的方式。

　　这三千万银子，大部分出自“海防新例”，或称“海防新捐”。海防捐起自光绪十年，本为甲申之役筹防台湾而特开的捐例，未几告一段落。光绪十三年郑州黄河漫口，抢修需款，乃开郑工捐，接着就是海防新捐。此捐一开，亘续数年之久，各省几无吏治可言。清亡之速，其因在此！

　　捐官之例起于康熙十三年对三藩用兵时，此后凡有拯荒、河工、军需三者，需款较巨时，特开捐例，事毕即停。不特不足以为害，且为搜罗异途人才之一法。

　　官有各种班次，区分补缺的先后，所以除了捐职衔以外，另外还要加捐班次，称为“花样”，或者官非捐纳，希望班次超前，亦可加捐“花样”。最初只有知县可捐“先用班”“即用班”两个“花样”；乾隆年间亦不过加铨选不论单月、双月即用这种并不算优异的班次。而且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谕：

　　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

　　真是“大哉王言”，竟可与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之诏，同为有清一代的莫大善政。不道嘉庆三年，乾隆还在当太上皇时，因为川楚教匪，大举用兵，不能不从户部之请，又开捐例。道光、咸丰即位之初，皆首停捐例，一时传为美谈，但往往不旋踵间，迫于现实，不能不复此敝政。同时由道光年间开始，花样加多，至咸丰年间，竟可谓之花样百出。大致“花样”必是新胜于旧，但捐者一多，补缺机会即相对减少，故又须另出花样，始足以“招揽主顾”。如咸丰初年奏设“新班”，不久便有“新班尽先”，又不久有“新班尽先前”。至此，新班已不许，索性来个“不论班”，不管是本班还是新班，只要捐了这个花样，就能尽先补缺，但人人争先亦即人人落后，因而又有“尽遇缺选补班”。

　　到此地步，花样实在想不出了，有人别出蹊径，另订加成的新章程。原来湘、淮两军，有时饷源不继，只发饷票，这种饷票跟北洋政府发的公债差不多，民间流通，并不值钱，但用给政府，十足计算。所以捐官多用饷票，大致较输纳现银，可打一个六折。加成即是补足这个折扣，与交现银无异，因而称为“银捐新班”。

　　“银捐新班”又分两种，一是尽先，一是遇缺。这是同治三年，洪杨乱平之时，到了同治八年，捐班官所占的缺，大部分为银班，于是吏部又出一个花样，设十足缴纳现银一班，称为“银捐新班遇缺先”，即是《官场现形记》中所称的“大八成花样”。这个班次一出，所有各班，不管是正途、劳绩、国家应该升补的官员，统被压倒。当时的规定是，以五缺为一周，先用“银捐新班遇缺先”三员，再用“银捐新班遇缺”一员，余一缺，由轮补各班去争。譬如某省知县缺出，前三缺都由“遇缺先”补，到第四个缺出，归“遇缺”补，第五个缺出，就不知有多少班、多少人在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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