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4)_高阳

二四

　　自洪杨以后，制度大乱。中央及地方筹钱，渐劣渐少。且生铜之值，时有贵贱，值昂则私毁，值贱则私铸，以故制钱日少，私钱日多，遂有大钱、小钱、砂壳、灰板等名。百钱之中，搀用小钱若干，因地不同，致有净钱、市钱、二八钱、三七钱、四六钱、对开等名，商民交困。

　　按：千枚制钱重七斤半，则每一文钱重一钱二分，此为“顺治通宝”以来的定制。至咸丰初年，洪杨乱起，一方面军需支出浩繁，一方面来自云南的铜，道梗难达，因而改铸大钱，计分五等，当千，当五百，当一百，当五十，当十。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行之有害而无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千、当五百首先废止，当百、当三十亦逐渐收回，最后只剩下当十的大钱，但亦只通行于京师。当十大钱，实际上只是当二，即一枚大钱，值两枚小钱，名为“京钱”，是故“京钱一吊”，即京钱一千，实际上仅值两百。北平市井小民口中的所谓“一大枚”，即指当十大钱一个。

　　大钱的分量自然较重，原定为四钱四分；同治初年所铸，较前为轻，犹重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但一文只当两文用，则每文钱即重一钱三分，较定制犹高，反而增加铸钱的成本，于国库并无益处。既然如此，何苦容此畸形的币制存在？所以慈禧的“务规复旧制”，即取消当十钱，一律用制钱，说起来丝毫不错。

　　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慈禧是在理论上着眼，阎敬铭从实际上考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因为铸钱由工部宝源局负责，非他所能控制，而工部与内务府的关系密切，旗人最多，借此为名，买机器，设厂房，又会大开花账。不过这话不便陈诸奏议，只能以“工本过巨”一语，含糊概括，另以“京局开炉，恐滋市廛疑虑”为言。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在慈禧看，不免有欺她不懂之理，因而大为震怒。

　　原来慈禧自其父惠徵病故，扶柩回京，住在方家园时，生活极苦，其时正当恶性通货膨胀之时，小民所受之害，作为长女而主持家务的慈禧，皆曾亲历。至辛酉政变后，如何稳定币制，更是亲自参与，熟知症结，阎敬铭岂能欺她？

　　按：咸丰初年钱法之所以混乱，通货之所以膨胀，根本的原因，即在没有足够的铜来铸制钱，所以只要有成色准足的漂亮新钱出现，立即可收稳定市面之效。肃顺一直当户部尚书，深知其理，故而咸丰一崩，第一件事就是铸样钱，以便设法大量发行新通货。

　　但咸丰已崩，不能复铸“咸丰通宝”，必得先为嗣君定年号，故而未即位即定年号为“祺祥”，铸“祺祥通宝”样钱。即位改元，本是一定的程序，未即位先改元，自是情理不通之事，因而为李慈铭备至讥评。后世学者，亦多以为李说甚是，殊不知肃顺虽不读书，“八顾命”中，穆荫、匡源、杜翰，皆是两榜出身，岂能不知此礼？只是为了能尽快推出新钱，以期稳定市面，不能不作权宜之计。此正为不拘牵于文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明做法。李慈铭不解其作用，犹有可说，后世学者竟从而附和，则是根本昧于当时的情势了。

　　在阎敬铭渐失慈眷之际，亦即内务府积极催促粤海关筹解三海工程银一百万两，以便工程积极进行之时。至于提用海军经费，此时为数尚不算多。及至修颐和园议起，方始大用特用，此事应由醇王负主要责任。醇王临死前两三年，心情极为抑郁，此人才智稍弱，但秉性却与宋神宗相近，一心想争气，一心想将国家搞好，上了慈禧的圈套，身不由己，自知“将昆明湖换了渤海”，误国之罪不轻，此为其死前心情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光绪亲政后处处受制于慈禧，以及帝后不和。

　　慈禧的圈套，无非名缰利锁。醇王好权势，让他当“太上军机大臣”；醇王好讲武，让他管神机营以外，更办海军。除此以外，修三海时更以懿旨赏醇亲王及福晋坐杏黄轿，醇王当然不敢坐，但深恩须报，于是而有光绪十二年四月间，醇王“巡海”之举。

　　所谓“巡海”，是醇王由李鸿章陪着，先视察旅顺炮台，看南北洋水陆营操练，继至威海卫、烟台、大沽口校阅，乘舰破浪，来去七天。随员中有一特殊人物，即是李莲英。

　　提起李莲英，大家就会联想到洪波为李莲英造的型，满口“喳、喳”，说话常用喉声鼻声的那副油腔滑调。这一型，如果说是隆裕的小德张还差不多，拟之于实际的李莲英，相去甚远。

　　那一次李莲英奉懿旨随醇王去巡海，言官大哗，以为将如唐朝、明朝，开宦官监军之渐，所以李莲英亦格外小心，陪在醇王身边，曲尽其礼。

　　醇王见客，他站在旁边替醇王装烟；醇王退归私室，他亦深藏不出，不见客，不问外事。醇王回京覆命，大赞李莲英。慈禧亦很高兴，因为李莲英替她争了气。倘有任何招摇的举动，为言官所劾，连带慈禧亦失面子。李莲英后来之益见宠信，此行的表现，不无关系。

　　这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八月里，山东黄河闹水灾，情况之严重，大致如《老残游记》中的描写。山东巡抚张曜，到任未几，即逢此巨灾，极力堵遏。但这年雨水特多，河北、山西、四川、福建，都有水灾，抢修黄河在寿张的漫口，亦以水大，久久不能合龙。

　　于是御史朱一新一奏折，借遇灾修省的题目，抨击李莲英。朱一新是浙江义乌人，与李慈铭为同治九年乡榜同年，皆为李文田所识拔。朱一新很渊博，亦是讲理学的，属于程朱一派，对正邪之辨，极其注重，著有《无邪堂答问》，但性情微嫌偏激，因而一度神经不正常，回家休养了一年，方又进京。他的奏稿，事先曾拿了给李慈铭看，可说投其所好，许之为“一鸣惊人”。原疏词锋确甚犀利，但不能令身受者甘服。

　　近人罗尔纲，有一篇《清海军移筑颐和园考》，文中有一段说：

　　时人段祺瑞追怀李鸿章咏诗，亦有句云：“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不图柄政者，偏作园林供。”而光绪帝太监王世龢，于宣统三年六月胡侍御上敬沥陈新政之弊折，“如前史所载，秦始皇作阿房，隋炀帝营西苑，要不过倾竭府库”句下所注之言，尤为详明；其言曰：“近年来，醇贤亲王辅政之设立海军衙门，武备学堂，名谓海军，实未办丝毫海军事，惟着司重修清漪园大工事。自光绪九年内廷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丽泉轩四处落地重修改为一所，彼时获重利者惟内务府各司匠掌役等，均得数万金。相继修西苑，归奉宸苑司其事，动用二千万余金，奉宸苑堂司各得百余万金，谋营修清漪园，动款三千余万，而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见王氏所著《造陶庐日录》稿本）

　　段祺瑞所记数目，比较可信，王世龢所谈，则不免夸张失实。修西苑绝无二千万之数，大致三次工程，总计费用约三千万两。

　　所谓“清漪园”，即颐和园的前身。至谓“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此语亦不甚可解。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李鸿章会办；内务府堂官兼任海军衙门差使，无非便于取携。真正海军人员，只能在购舰购炮中揩油，不能染指内府大工。又奉宸苑亦隶内务府，非两衙门，凡此皆足以证明王世龢的话，无非道听途说，未足为据。

　　海军经费初定南北洋各二百万，海军衙门成立后，阎敬铭奏请将南北洋经费移归海军衙门管理，意在划清界限。三海工程兴工，在各处派定款项未到以前，即先提用两洋经费。两洋请款，复又命户部设法，户部既不能额外再拨，唯有设法搪塞。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曾有致陕甘总督谭钟麟一函，略可窥知当时情事。谭函云：

　　自设海军衙门以后，南洋海防经费。一切提归内用，涓滴无从取资，其势万难束手以待，不得已呼吁于海署，请其指款付用。乃所指者为苏、浙两省厘金，皆系历年不解者。两省将窘情和盘托出，则追呼之力立穷。来日大难，诚不知如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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