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格格(39)_高阳

三九

　　当今皇帝接位以后，也像仁宗一样格外重视查办大员的忠诚可靠，因为和珅当权时，派出去查办的大员大多仰承他的意志，并不能查明真相，因此高宗自以为英察，其实仍受蒙蔽，但也幸而有像钱澧那样刚直而又有手段来对付和珅的人，将几件大案查得水落石出，朝廷纪纲才得勉强维持不坠。

　　查办大员真正是皇帝的耳目，也是真正能使皇帝的威权，充分发挥的关键人物，这一层道理，当今皇帝倒是完全领悟到了的。

　　十年以来，王鼎查办过好几件大案，有的是查重于办，有的是办重于查，查办两淮盐务积弊，即是办重于查，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整顿两淮盐务的办法。

　　本来两淮盐务，设有专责官员，就是盐政。这个职位由巡盐御史演变而来，御史巡查是明朝的制度，权柄极大，最煊赫的是巡按御史，就指定的巡查地方，自稽察官吏至访求民隐，管的事极多，小事立即裁决，大事亦不妨先作处置，随后奏报；官吏不法，罪至于死者，可以凭借皇帝所颁的“尚方剑”，先斩后奏。入清以后，已无巡按御史，因为早在前明末年，巡按御史已改成常设久任的巡抚了。

　　巡盐御史改成盐政，演变之始在康熙六年，其时巡盐已失催课缉私、调节产销的原意，成为一项有名的好差使，既然如此，不必由御史巡查，所以一年一轮的盐差，改派六部司员，成为一种奖励。到了康熙十二年，兼差内务府司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因为与圣祖有特殊的渊源，以内务府司官的身分，除了江宁织造以外，兼获盐差，而且一年一派，连续十年之久，只看曹雪芹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繁华景象，便可知巡盐是怎么样的一个阔差使了。

　　及至雍乾以后，巡盐变成专差久任，于是而有盐政这个正式的官称。淮南淮北的盐官，有管盐场的、有管运输的、有管税课的、有管稽察的，皆归从三品的盐运使管辖，而盐运使则“听于盐政”。但王鼎及宝兴这两位钦差，并不到扬州去找两淮盐政福森，而是到江宁来会晤两江总督陶澍。

　　江督于盐务的责任有二，一是缉私，因为盐枭走私，攸关治安，总督身负保障一方安宁的重任，所以不能不管；二是官督商销，此由于清朝的盐制，袭自前明的纲盐制，亦即是认定地方销盐的包商制，如果额定的官引销不足额，盐课收入便会减少，所以定出“官督商销”的办法，以补不足，此一“官”在两淮便是两江总督。

　　不过这还不是根本原因，主要的是，陶澍在川东道任内整顿盐务，成效卓着，而在江苏巡抚任内即有改革盐务的建议，而皇帝对他的才干，极具信心，所以指示王鼎到江宁跟陶澍商办。

　　两位钦差到得江宁，由江宁将军领头，率同全城文武迎入接官亭，请了圣安；随即簇拥至总督衙门西花园赴宴。酒阑戏散，已是起更时分，送至公馆安置。

　　钦差的公馆打在三山街大功坊的瞻园，此地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中山王徐达的故居，颇饶池台花木之胜；“办差”照例是首县上元县的事，这位上元县令姓金，办事特别巴结，将铺盖亦搬了来，打算留宿在瞻园，以便昼夜照料。王鼎听得此说，甚感不安，将金县令请了来，当面道谢，请他回府，同时也作了一些要求，或者说是告诫。

　　“我出身寒素，习于俭约；今天在督署的戏酒，在我并不受用，不过我不能一到就让陶制军的面子下不来，所以勉强坐到终席。从明天起的饭食，如果我说不用鸡鸭，想来你一定不会答应，旁人亦会说我矫情；现在跟金大哥约法三章，第一，两荤两素一道汤，用鸡不用鸭，用鸭不用鸡，绝不许用海菜；第二，早点用外面买的干丝、小笼包子就很好，绝不要甚么燕窝粥之类的东西；第三，跟我来的人，饭食跟我一样，谁要点菜不理他！我相信跟我来的人都能洁身自爱，不会有甚么骚扰。我知道首县都怕办钦差的差，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喜欢摆谱的人。”

　　“是。”金县令答说：“多谢大人成全。我知道大人嗜好家乡口味，正好这里水西门有一家教门馆子，掌柜的哈回子，是西安来的，我特为传了他来当差，但愿他能合大人的口味。”

　　“两荤两素，不用海菜，”王鼎笑道：“要甚么大司务来掌杓？他既然是西安来的，想来总有腊羊肉之类的吃食，能切一盘来下酒，我就算很享口福了。”

　　“有，有。”金县令说：“我还替大人预备了西凤酒。”

　　西凤酒是陕西凤翔的三宝之一，但在江宁来说，除了绍兴酒以外，白酒则本省产的洋河高粱就很好；至于西北、西南有名的酒，在市面上只有山西汾酒还能见到，此外如贵州茅台、泸州大曲，一般人甚至于连名字都不曾听见过，更莫说西凤酒。即便是汾酒能在市肆中占一席之地，也还是沾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两句诗的光。

　　不道这位金大老爷居然能将人所罕知的西凤酒觅来慰钦差的乡思，办差实在办到家了，盛情也着实可感，所以王鼎连连致谢，而且第二天上午，当陶澍来拜访时，还特地提到此事。这一来，金县令的苦心，当然也决不是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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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鼎与宝兴都是翰林，但与陶澍的渊源不同，当嘉庆十五年宝兴点翰林时，陶澍跟他只见过一次面，便放了四川乡试的考官，差满回京，约有两年共事，但满洲的翰林，肚子里的墨水，多寡悬殊，宝兴曾为仁宗诏斥“不学”，跟做学问的陶澍，当然谈不到一起，所以彼此只是相识的点头之交而已。

　　王鼎就不同了，他是嘉庆元年的翰林，连恩科计算，是早陶澍三科的前辈。翰林院是国家储材之地，官称为“庶吉士”的新科翰林到院后，先入“庶常馆”学习，馆中有大小教习，掌院学士或特简的大臣为“大教习”，而“小教习”则由掌院选派积学能文的编修、检讨充任，每一位小教习带领三或四名庶吉士，平时讨论文史、定期会文，情谊特深。王鼎留馆成为编修以后，曾由掌院英和派为小教习，虽没有直接教过陶澍，但陶澍照例尊称他为老师。

　　这天是门生拜老师，所以虽以两江总督之尊，仍旧衣冠整齐地用大礼参拜，王鼎固辞不获，只好受了半礼。但宝兴是陶澍的后辈，便只以平礼相见了。

　　等陶澍换了便衣，茶叙话旧；宝兴知趣，略略周旋了一会，托辞服药，告辞离座。这就到了彼此得以倾诉衷曲的时候了。

　　首先提到的便是死于旅途的蒋攸铦。“老师，”陶澍满脸感伤地说，“蒋砺帅之死，最难过的是我，当初我原献议，既然有黄玉林到配地后，会潜回仪征的隐忧，不如干脆奏请正法。他说，那一来，黄玉林的部下心生怨恨，或许会出事，害得你惹了麻烦，不如我单衔奏请处绞，你奉旨办事，谁也怨不着你。砺帅完全是为了卫护我，不道竟获严谴，落得如此下场，老师你想，我问心何能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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